徐恩曾是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兄弟，与陈立夫是留美同学，1944年代理中统局局长。

　　抗战期间，徐恩曾为了发财，可谓绞尽了脑汁。日军即将占领武汉后，银行将一批巨钞运往重庆，由于战事紧迫，调运汽车困难，只是临时找来一辆大卡车来装运。运钞车行至途中，负责押送的国民党军警发现日军就要追上来了，没有把钞票烧掉，只是顺手把卡车伪装了一下隐藏起来，便一哄而散。银行有关方面找到这批人，问他们钱去了何处?这批人谎称，巨款已经销毁，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中国银行信以为真，便将钞票的票号注销了。

　　实际上，巨款的确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而是落到了徐恩曾的手里。因为当时在运钞车后面追踪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徐恩曾派遣的中统湖北站特务。

　　过了一段时间，徐恩曾自以为不会有人再想起这笔钱的事了，便让部下将其从湖北偷偷运到重庆销赃。然而，当车辆到达检查站时，被军统特务拦截。军统特务素来和中统不和，看到中统特务拉了一车钱，押运人员也没有任何手续，且神情紧张，当然起疑，于是迅速报告了军统头子戴笠。戴笠早就看不惯徐恩曾，正在全力搜集徐恩曾不法的种种证据，听到报告后欣喜若狂，马上派人将运钞车扣下，将钱送到银行鉴定。由于钞票的票号早已被注销，因此鉴定的结果是一车假钞。戴笠立即书写了“中统偷运假钞”的报告，上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阅罢非常生气，下令将押送人员处死。徐恩曾吓得半死，赶紧去求陈立夫。陈立夫本来不想“多管闲事”，但看在亲戚的面子上，还是去向蒋介石说了情。蒋介石终于答应将此案暂时压下。

　　不过，徐恩曾并没有因此收敛。上海沦陷后，国民党把一批印制法币的铜板从国民党中央银行转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但日军在占领香港后，找到了这些印版，并将它们运到上海，开始仿制十元面值的法币，以便搞垮国统区的经济。一日，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特务，找到中统设在上海的地下办事处的程某，说想通过“非常优惠的比价”，请程某帮忙推销一批伪钞。

　　程某见优惠比价是1∶40，认为赚头不小，他马上拿出5万元钱，买了日本人印制的“法币”200万元。

　　当时，法币在上海已经不能流通。于是程某将这200万元的消息迅速告诉重庆中统方面的某位大员，想通过他将假钞花出去。但收报员是徐恩曾的心腹，当即把电报转给徐恩曾。徐恩曾截获来电内容后，并没有上报，却自行主张，冒充某大员的名义，让程某按照他提出的运送时间、地点、路线，将这些假钞运送给他。

　　不料，徐恩曾的所作所为又被中统另一名高级特务郭紫峻知道了。郭紫峻正和徐恩曾斗争激烈，他又知道戴笠一直想搞垮徐恩曾。于是在一次会议上，和军统一个高级特务聊天时“不小心走了嘴”。于是这件事被传到了戴笠耳朵里。

　　戴笠闻讯后立即部署，让军统特务在徐恩曾指定的运钞路线上设卡，果然截获了这批假币。于是戴笠连忙撰写报告，上报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命令军统彻底追查。

　　调查的结果，假币虽然是日本人企图搞垮国统区经济所制作的，但徐恩曾想要独吞假币并用它们“消费”的事实却是无法抵赖的。

　　同时，据军统反映，徐恩曾家人在成都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大肆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还仗势欺人，使很多人深受其害。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加之数年来徐恩曾一直办事不力，1945年1月，蒋介石亲下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这样，为蒋介石卖命15年的特务头子只好灰溜溜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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