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舶来品”

　　“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说法是在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的。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笔者曾有幸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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