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党产，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近日，国民党公布专案报告，向外界透露家底，尚有166亿元新台币。据该报告，1949年带往台湾的227万两黄金，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也都曾被列入国民党党产。

　　那么，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有过多少党产呢?

　　1945年之前：靠财政养党，无“党产”之说，党务人员薪资待遇差

　　在1945年之前，国民党没有所谓“党产”一说。自1925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务费用，即不依赖党产，而主要由国库支付。1927年国民党全国执政，党务经费遂成为政府财政中的一项固定开支。国民党所主办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等，也都由国家财政负担运营经费。①

　　这种做法长期受舆论批评。但国民党以“训政党”自居，对外界的批评一直不以为然。如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居正公开站出来，力挺“党务经费由国库开支”完全正确。居正说：“现党外一般人认为党务经费不应由国库支出，党内同志也有以为党部支用国家公币为不正当。我们在此应明白本党是建国的党，所有党员既为建国而努力，则党部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乃一极合理的事情。”②

　　不过呢，因为蒋介石“以军统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日子并不好过。据统计，1937年之前，国民党每年的党务经费，占财政总支出不足3%;抗战爆发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被用于发薪。而较之政府工作人员，党务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战前，一个省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加上办公补贴最高可达2000元左右;但同级别的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难拿到什么补贴。抗战期间，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国库养党”给国民党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另一方面，党务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于做党务工作，“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③，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

　　陈立夫，曾主管国民党党务。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国民党中委竞相找关系去政府兼职，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金

　　1945年-1949年：搞“企业养党”，但因响应金圆券改革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宣布要结束“训政”。“国库养党”遂失去了名义上的合法性。按国民党的公开承诺，“国库养党”规模逐渐递减，到1948年，党务经费将不再列入国家预算。为自筹党费，此一时期，国民党正式开始大规模地置办党产，主要方式是“企业养党”。

　　本来，国民党在抗战末期，曾设想过另一种“党员养党”的办法，号召党员“月捐”来维持党务运转。但结果非常令人失望，1944年所得的党员月捐总额，只能满足该年度党费预算的0.07%。故此，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作出决议：县级以下党部，继续搞“党员养党”;省市中央党部，创办党营企业，走“企业养党”的新路。④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通过接收日伪资产，迅速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实业到金融的党营企业体系——其中，较大的中央党企共计13家，另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党企——为“合法”拿到日伪资产，国民党当时声称：本党领导抗战损失惨重，其党产损失部分应由政府补偿。不过，在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中，这些党企，因服从国民党的指示，全部损失惨重，一蹶不振。如资本雄厚的中央级党企亚东银行，本储备有黄金4156条，美钞14万余元，因响应改革，将黄金、美钞悉数上缴中央银行。改革失败，该行流动资金也损失殆尽。稍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崩盘，这些党企大部分没有来得及撤往台湾。据1949年底的一份统计，因内战失利，国民党损失了90%左右的党产，约670万美金。⑤

　　1948年底，金圆券改革失败，民众蜂拥冲击银行兑换黄金。此次改革中，国民党“党营企业”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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