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爱莲活跃于中国的日子，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她的名字对今日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其生活与事业，谈不上轰轰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对她罕有提及。但我们今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她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单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为不是来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楼。其实，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话音译，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跃在民国时代，那时的洋人若长居中国，无论是否通晓中国话，往往爱就着自己名字的母语发音，正儿八经取个中文名，而非随便闹个译音。熟谙中文的如福开森、司徒雷登，不谙中文的如端纳等，盖莫如此。因此，抵华后便拜师发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谓“宝爱莲”。给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学究王先生，用的是吴方言读音，于是EdnaLee便读成了“爱莲”。假如是让京城遗老用标准官话来取名的话，其实是应读成“爱莉”的。

　　她初抵上海时，中华民国刚届十岁，无比稚嫩，她也同样的稚嫩。刚出校门，云英未嫁，连意中人都没有。至于新闻从业经验，说起来是在美国干过，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完全不知深浅。但她好学，有激情，敢冒险，对中国怀抱无限憧憬与痴迷，不存偏见。终于，在春蕾初放的年华，就只身远航，不远万里来到申城，一头扎进了老男人垄断的上海报界。

　　今日传媒行业里，女性占了压倒多数。大学新闻系也几乎被女孩子垄断。但在她那个年代，报社里绝少巾帼的身影。所以，她进了上海美资的英文《大陆报》后，成了绝对的稀有动物，被同事戏称为“姑娘记者”(Girlreporter)。

　　说实在的，宝爱莲天资一般，身为记者，对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对中国的时政与历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学来学去，入不了门。母语写作水平，看她写的书，也乏善可陈。她在《大陆报》的作用，就是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各种社交场合，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捞到一些花边新闻，填塞报头报尾，借机也替自己物色结婚对象。当然，她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大陆报》办公室沉闷的气氛。

　　就是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她结识了出自上海名门的宋美龄，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趣开始转到了中国时局。

　　诚如英文谚语所说的，EveryDogHasItsDay(每只狗都会有出头日的)，宝爱莲的出头日终于来了。1922年，中国北方出大事儿了。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为主宰中国而争斗，终至无可调和，准备开打。欧美媒体对此事非常关注，纷纷派员报道，而活泼好动的宝爱莲，主动担起了这任务，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

　　宝爱莲天资虽一般，胜在行动力极强。她有美国姑娘的所有优点：独立，善动手，能吃苦，不怕脏，无娇气。她热爱户外活动，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还是熟练的摩托艇运动员。所以，一说上前线，脱下晚装，蹬掉舞鞋，换上马裤旧衣，不管语言不通，不顾文化阻隔，挤上难民成堆的恶臭火车就走。这一点，中国女性要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学到。

　　她从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又在北京采访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阳见到了吴佩孚。这时，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吴佩孚对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赠诗，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作客。所以，宝爱莲就以贵客的身份，在吴府内院勾留了多日，与吴太张佩兰同吃同住，状如亲人。在西方记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国军阀私生活里的唯一之人。而这段历史，在有关吴佩孚的所有研究资料里，竟然付诸阙如。

　　宝爱莲住进保定吴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冒着枪林弹雨，第一时间赶到长辛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战场退下时，她挤在伤兵堆里，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在脚边死去。后来换了一列火车，整节车厢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头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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