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东京审判。人们在回顾历史、热评现实的同时，也对其中参与东京审判的几位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法官梅汝?艰难斗争的历史场面，勾起了人们对70年前那段无法湮没岁月的怅然回忆……
内外夹击，梅汝?艰难赴命
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在一般人眼中，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而对于1946年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籍法官和检察官来说，则更多地意味着艰难和挑战。
这种艰难和挑战具体表现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从内部因素而言，当时的国民党 政府正忙于内战，对这场国际审判并不重视，缺乏对东京审判的正确认识和估计。他们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走走过场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精心准备，因而在庭审准备、证据提供、国际沟通和交流等很多方面表现并不积极;从外部因素而言，由于美苏冷战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东京审判中国际力量的对抗形势异常复杂，到了后期，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其在远东地区对抗苏联的势力，已经开始尽力为日本人开脱和辩解，东京审判后期的审判形势受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在内外双重压力夹击下的中国法官和中国检察官，如果想将这些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其工作的艰难和面临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部门里，有名望、资历深、有留洋经历的人虽不少，然而，真正能够同时精通国际法、英美法及英语的人却不多。而这屈指可数的人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出头的：如果审判顺利，日本战犯无论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罚，都不会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那是他们应有的下场;而如果审判进展不顺利，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则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自己就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接受现实和历史的“审判”。显然，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实在是一块“烫手的山芋”。42岁的梅汝?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没有选择退缩，他是这样来理解自己肩负的职责的：“今天我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法官坐席之争
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次、争座位的斗争总是难免的，国际法庭也不例外。梅汝?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说：“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有关国家地位和荣誉的问题。”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因此在开庭前好几天法官们就在此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座席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依次是美、中、英、苏等，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澳大利亚法官、庭长威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因为庭长坐中间，依次出现的美国、中国法官将坐在他的右边和左边，而他则希望与他亲近的英、美两位法官坐在他的旁边，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一安排。
法官会议并没有就座位的次序进行表决。正式开庭前一天，法官出庭“预演”，威勃终于拿出了蓄谋已久的安排，声称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他安排的法官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意识到，庭长这样做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他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排列的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毕，梅汝?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脱下法袍，以示决心。
梅汝?说：“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由于梅汝?的据理力争，庭长无奈之下只有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均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才得以进行，但中国法官梅汝?终于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事后，梅汝?回忆说，法官坐席之争的意义在于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做细枝末节，以为无关宏旨而淡然置之。此事表明，中国当时虽然跻身五大国之列，但却依然处处遭受压制和歧视。作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必须学会合理合法地进行抗争，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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