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才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得到了“传国玺”。然而，此“元传国玺”后来却失踪了，传说乾隆帝又不为人知地伪造了“元传国玺”。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不然即使得到天下也会被讥笑为“白板天子”。这项传国玺制度始于西汉，而“传国玺”始于秦。相传，秦始皇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玺于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刘邦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这颗至宝便成为历代强梁争相攫取的目标。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王莽失败，传国玺归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时期，“传国玺”被曹操据有。三国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南北朝末年，“传国玺”被隋文帝杨坚夺去，隋末农民大起义，此玺又被唐太祖李渊拥有。唐末，石敬塘之乱中潞王李从珂在宣武楼自焚，“传国玺”与之一起毁掉。至此，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宣布有“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延禧，金辽交战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

　　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元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塘制的伪玺。这个“传国玺”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膺品。

　　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获“元传国玺”，赢得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于翌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成为“跨踞满洲、蒙古的大国皇帝”。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元传国玺”在清初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然而，此玺下落早已不明，甚至连它的印迹也未见有人确指，至今所知不过是文献史料对它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史界一大憾事。

　　不过据传说盛京凤凰楼曾经藏有所谓“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内寝的门户，坐落在清宁宫高台之上，是一座单檐歇山式二层楼阁。此楼在清初大概是供皇帝、后妃登临玩赏之处。乾隆八年(1742)高宗东巡盛京不久，决定将此楼作为恭贮历朝《实录》、圣容、行乐图以及御用“十宝”的永久场所。太宗御宝在清入关后存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5)改在凤凰楼存放。

　　乾隆十一年初，高宗至交泰殿阅视宝玺，见其中有些宝玺已“历年既久，记载失真”，有的宝玺则宝文“重复”不再使用。而且，从宝玺的数目来说也与《大清会典》记载不符。如《大清会典》称，本朝“御玺二十有九”，其中，“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而交泰殿实际收藏竟有三十九颗之多。大大超过《会典》定制，高宗为此重新做了厘正。他依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理论，把宝玺的数目亦确定为二十五颗。下余的十四颗，以其中的十颗因宝文与二十五宝文重复，认定是清初太宗使用之玺，将其依旧送回盛京，贮列于凤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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