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

　　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国家之道与首相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理”，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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