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太监中,童贯堪称屡创“历史之最”的人。他以太尉领枢密院事,掌全国军权,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前后统兵二十年,是史上掌军权最久的太监;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辽国,是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太监;他因功被封为广阳郡王,是史上第一个被册封王爵的太监。而如果把“骂名”算上,童贯恐怕还是生前死后承受骂名最多的太监。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童贯都是众矢之的。《宋史?童贯传》这样评价他:“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说他会讨好、懂揣摩、善逢迎。这一评价倒是实话,童贯以供奉官主持杭州明金局,专为宋徽宗搜刮珍玩字画、珠宝花石,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应搜尽搜,通过淮河?汴河水道运至京城供宋徽宗挥霍享乐,深得宋徽宗的信赖和喜欢。
宋人的野史笔记中,编撰过许多讥讽童贯的段子,让人捧腹。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童贯被任命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为宋朝西北前线最高军事长官,如日中天。那些边将迎来送往,马屁哄哄,唯童大帅马首是瞻。但在众多边将中,独秦州知州兼秦凤路安抚使钱昂傲骨嶙嶙,颇为不屑,让童大帅十分不快,总想寻机会奚落他一下。
一日,童贯去秦州巡视,故意比约定的时间推迟很久才到。钱昂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童大帅亲临,便问道:“大帅为何来得这么晚呢?”钱昂个头矮小,童贯一语双关地回答说:“我今日乘坐的这头驴,个头小而脾气倔,动辄跳跃,很难驾驭,因此来迟。”钱昂揣着明白装糊涂,又问:“太尉乘的可是公驴?”童贯说:“当然是公驴。”钱昂大笑,也一语双关地反唇相讥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这头‘公驴’给阉了!”童贯气得七窍生烟。
童贯以收复燕京之功,被宋徽宗封为广阳郡王。太监封王,无异于给儒家正统思想主导的北宋官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朝内外众口喧腾,议论纷纷。许多士大夫不但加入议论的行列,而且编段子,撰写打油诗,嬉笑怒骂,不亦乐乎。据与童贯同时代的张知甫《可书》记载,当时有读书人以此事拟了一首打油诗:“长乐坡头十万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觉为奴贵,夜听元戎报五更。”讥笑太监带兵的“丑态”,一时传为笑谈。
太学生陈东的“伏阙上书”,几乎道出了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军兵分两路,大举南侵,围太原,攻燕京,势如破竹,直逼京畿,宋朝两百年基业,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倾危之际,陈东联合其他太学生,向宋钦宗伏阙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陈东把外敌入侵归罪于“六贼”,给童贯的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
相较之下,民间老百姓则是直接咒骂。当时,童贯、蔡京把持朝政,朝中各级官员,不是出自童大人门下便是出自蔡大人门下,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录当时的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把童贯和蔡京并列为乱臣贼子之首。
而对童贯上纲上线最全面的,要算宋钦宗下发的诏书。据南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宋钦宗赐死童贯前,曾下诏遍数童贯十大罪状:“首荐朱?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册立之时,有异语;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被围,闻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这十条罪状叠加一起,真是十恶不赦,故宋钦宗诏书中说童贯“罪不容诛”,并差监察御史张徵星夜兼程,于当年七月追上奔波于贬窜之途的童贯,在南雄郡(今广东韶关南雄市)将其斩首,旋即携头而归,枭于汴京城头。
《宋史》有定论,野史有酷评,民间有诅咒,舆论一边倒,遂成就了童贯的“千古骂名”。后人一提起童贯,眼前便会晃过一张勾粉白脸,如赵高、曹操之类戏剧脸谱上误国奸臣的典型。然而,仔细翻检史料,斟酌、比较、对照之余,会发现史实中,童贯既不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之能,也没有逼死皇子扶苏、害死丞相李斯的赵高之恶,他的为人做事与蔡京颇为相似,是一个“颇具干才的弄臣”,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奸诈,以投机讨好为能事。
《宋史?童贯传》中至少能寻找到童贯为赵宋王朝戎马一生的两大功劳:对外,童贯取得过与西夏以及吐蕃诸部作战的胜利,收复大面积失地,包括湟州、鄯州、廓州以及积石军、洮州等地,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仅有的几次胜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军事压力;对内,他曾以宣抚制置使身份,领军十五万进军浙江,一举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生擒方腊,大胜而归。
总的来说,童贯在二十余年不计其数的战争中,有胜有败;在与夏、辽、金诸国的外交斡旋中,有得有失;在为宋徽宗辅政过程中,有功有过。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太监弄权。在帝制时代,太监弄权,与后宫干政一样,属于牝鸡司晨、不安其分的行为,干了不属于他干的事,为人所不齿;二是临阵脱逃。
宣和七年(1125年),金大举南侵,童贯作为驻扎太原的大军统帅,却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长驱直入;三是为宋徽宗的罪责“埋单”。宋徽宗在位那些年,对内残酷盘剥,对外大动干戈,自己又奢糜享受,导致民怨沸腾,内外交攻,最终国破家亡。亡国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徽宗这位自号为“道君皇帝”的无道昏君。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帝制时代,却没有追责皇帝的行为习惯和理论基础,但国家糟蹋到这般模样,又总得有人为之“埋单”,于是,千夫所指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遭受了千年的唾弃。(原文来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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