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锥击宦官一伙，刚毅果断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熹宗时期的御史(监察官)，由于上书弹劾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祸乱朝政，被逮捕入狱，并死在了狱中。明思宗(即崇祯皇帝)继位后，对朝政进行改革，黄宗羲觉得为父亲申冤的机会到了，就写好了申诉状，带了一把锥子进京申冤。等他赶到北京的时候，父亲的冤案已经得到了平反，大宦官魏忠贤等人也被赶出了朝廷。但是，宦官的势力还没有清理干净，那些魏忠贤的帮凶们有的还在逍遥法外。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追究魏忠贤的同党帮凶，要一网打尽。崇祯皇帝接到他的建议书后，给刑部下了命令，指示要快速查办那些宦官团伙。

1628年五月，刑部开庭审理魏忠贤的心腹许显纯和他的帮凶崔应元，黄宗羲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到庭对证。由于许显纯是前朝孝定皇后的外孙，审讯的官员碍于皇族情面，问案非常软弱，许、崔二人百般抵赖，气焰还很嚣张。黄宗羲在边上越看越生气，也不顾什么审案的规矩，抽出在衣袖里藏着的那把从老家带来的锥子就向许显纯猛刺，大声喝道：“你们这些混蛋害死我的父亲，作恶多端。铁证如山，现在还敢狡辩!”那把锥子是很锋利的，扎到身上，血流如注吓得许显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我招，我招。”但招供同时又说：“我是皇后的外孙，按照法律，应当从轻地发落。”黄宗羲义正辞严地驳斥：“你罪大恶极，害了多少忠臣的性命，即使是真正的皇族子孙，也够杀头的份了，何况你一个外亲。”又当众痛打崔应元，并把他的胡须扯下了一大把，拿去祭奠他父亲的亡灵。在那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损坏的年代，揪掉别人的胡须，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了。

黄宗羲的仗义而出，使审判进行的很顺利，也使那些还没有被追究的人非常害怕。

当天夜里，已经归入另案处理的另一个宦官团伙骨干人物李实秘密派人给黄宗羲送去了三千两白银，恳请他到时候不要出庭作证、放过自己。黄宗羲当然义正辞严的拒绝，并连夜奋笔疾书，把李实实施贿赂的阴谋上报朝廷：“到这个时候还敢行贿，他的自我申辩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审理李实的时候，黄宗羲早早就去了，面对主审官的讯问，李实还想狡辩，可看到黄宗羲又拔出了利锥，连忙说：“愿招，愿招”。

等到刑部把应该受到追究的宦官集团成员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都判了罪之后，黄宗羲又组织受宦官迫害至死的那些大臣的遗孤子弟一起到曾关押过他们父亲监狱的中门，设坛祭奠。哭声惊动朝廷，崇祯皇帝被他这种忠孝而又嫉恶如仇、果敢刚毅的行为感动，他的声名与事迹更是在京城上下广为传颂。

这一年，黄宗羲十九岁。

二、不与清朝合作，保持气节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之后，黄宗羲积极投入了抗清的武装斗争中。

虽然明朝末年和南明小朝廷时期的政治是非常昏暗的，权奸当道，黄宗羲也曾作为异己分子被捕入狱，差一点就没了性命。但是，作为明朝的遗民，在外族入侵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反清复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先是变卖家产招集了六百多青壮年组成“世忠营”，响应江南地区的反清斗争；后又在南明朝廷与各支抗清军队中往返奔走，或是直接指挥小股部队与清军开战，或是积极为前线将领出谋划策，其间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而在所不顾。从1645年清军进逼江南，直到1661年南明永历政权灭亡、郑成功渡海入台湾，十六年间为复明的事业呕心沥血，全家颠沛流离。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抵抗是无益的，南明小朝廷的腐朽和文臣争权夺利、武将拥兵自重的行为，已经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外族入侵，这种奋起反抗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1661年，黄宗羲痛感恢复大业已经彻底无望，告别了这种东躲西藏、迁徙不定的生活，在浙江余姚正式定居下来，开始从事讲学、著书立说的事业。

清政府平定江南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开始着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黄宗羲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清朝廷多次征召，让他到北京做官，但他都坚决不赴召，保持了一个遗民的气节。

1678年，清政府准备编修《明史》，于是开“博学鸿儒科”(就是给名声响的大知识分子以科举的出身)以延揽人才。康熙的侍讲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学生陈锡暇当时在北京做官，知道消息后立刻代表黄宗羲坚决推辞，因为他深知老师的为人与骨气。黄宗羲听说这件事后马上就给陈锡嘏写信表示感谢，说如果硬要招他入京，也就跟杀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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