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引发了中英媒体的广泛关注，无论是金马车接送，还是英伦范儿十足的接待仪式，作为老牌绅士国家，英国都可谓做得尽善尽美。不少国人甚至追今抚昔，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这个当年“羞辱过中国”的大英帝国面前总算找回了颜面。不过，回首百年前的那段交往史，至少在外交礼节上，中英之间到底谁先羞辱了谁，还真难说。

　　彼来：磕头引发的纠纷

　　对于本次习近平的访问，美国《华盛顿邮报》批评英国对华采取了“全面磕头”的政策，此论一出，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立刻进行了激烈反驳。说来有趣，“磕头”这个字眼的确是英国对华外交中最不能听的比喻，因为两百年前中英第一次礼仪之争，就是磕头引发的。

　　与今天一样，中英之间第一次外交接触也始于经济利益的驱动。1793年，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急于向中国倾销商品的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勋爵领衔的使团访问中国。深谙外交之道的马戛尔尼的真实目的是开拓中国市场，但他没明说，而是玩了个小花招??号称是代表英王前去给乾隆皇帝祝寿。十分好面子的乾隆一听自然龙颜大悦。地方官员也不敢怠慢，热情迎请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一路好吃好喝，于当年9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准备觐见在那里狩猎的乾隆。

　　故事到这里本来挺好，然而就在觐见即将进行的时刻，双方却因为觐见礼节而起了纠纷。按照清廷礼制，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须三拜九叩。然而在英国人眼里，双膝下跪是面对上帝时才有的礼节，磕头更是闻所未闻。中英之间关于礼仪的拉锯战就此展开：起初，乾隆以为英国人是因为“久居化外”不懂得礼仪，还“体贴”地派了个钦差大臣徵瑞教英国人如何行礼。徵瑞教导英国人也算苦口婆心，据英国方面记载，此公跟马戛尔尼谈话中，甚至还“善解人意”地把西方人“无礼”归咎于服饰的区别，说我们中国的长袍多好啊，宽宽大大想跪就跪，想磕头就磕头；你们英国人的服装设计得就不太合理，磕头不方便嘛。不如你们觐见皇上时把腰带、吊带都去掉，这样君臣名分就好讲多了。想不到英国人就没想跟乾隆讲中国式的君臣礼仪，压根儿没接徵瑞的茬。

　　道理说不通，只能来硬的。乾隆为使马戛尔尼屈服，一度下令给英国人的伙食降档，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原来四分之一的口粮。不想马戛尔尼更硬，索性以绝食抗议。最后时刻，双方不得不各退一步，马戛尔尼在觐见乾隆时行了单膝下跪礼。其实，在马戛尔尼看来，如此大礼已经体现了对中国皇帝的极大尊重，按西方的规矩，觐见他国君主只需三鞠躬，只有见本国君主时才会单膝下跪并吻手。然而乾隆并不领情，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通商请求，并授意手下官员从速将这帮不知礼仪的英夷礼送出境。中英之间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这样以喜剧开头，而以闹剧收场了。

　　中英之间有关磕头的纠纷并没就此结束。1816年8月，英国的第二批使团由阿美士德率领到达北京。由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傲慢无理，使嘉庆皇帝决心一定要让英夷接受教化三拜九叩。于是，英国使团18日午夜刚到北京，气还没喘一下，就被宣召进宫。在殿外等候的时候，中国官员们开始“教育”特使阿美士德磕头，看口头说服教育无效，大臣们居然动手，于是双方在紫禁城大殿外就开始“弘扬武学”，一时间好不热闹。一番“酣战”之后，阿美士德最终愤然离去，干脆放了嘉庆皇帝的鸽子。又是因为礼节谈不拢，中英这次没谈成。

　　我往：李鸿章的英国行

　　近代历史学家蒋廷黻有句话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在外交的“里子”上，蒋廷黻先生的话也许是真知灼见，然而，面子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其实没给中国太多难堪，甚至有的时候，外交礼节还超出常规。

　　1896年，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中国国运可谓跌到了谷底，一手操持洋务运动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此时更成为千夫所指。为了躲避国内的指责之声，更为了给内外交困中的清朝寻找盟友，清政府特命李鸿章为一等钦差大臣周游世界。想不到，李鸿章此行因祸得福，反而受到了各国政府的空前礼遇，几乎到处受到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有的国家还把他译为“中国副国王”，高接远迎。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年曾被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逼跪过的那个英国，几乎拿出了所能想到的所有礼节接待这位已经失势的李中堂。李鸿章前往外省参观时，为了确保安全，英国政府甚至特地调拨了一列专用火车，并准备了四辆客车开道。为表尊重，英国女王甚至特地将皇家维多利亚勋章授予他，李成为获得该勋章的首位外国人。

　　与英国方面礼节上的无微不至相比，李鸿章虽然半生操持洋务，但在礼节上却仍然不免露怯。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李鸿章在看了半场以后，突然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仆人，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仆人，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既然是贵族，为什么不雇些用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谬矣哉，谬矣哉！”对于李鸿章这番完全“外行”的评论，陪同者也没有戳破。

　　国力衰微，又对西方如此陌生，李鸿章却如此大受欢迎，这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正当李鸿章环游世界时，刚刚在甲午战争中领军打败李鸿章的日本政治家山县有朋也在访问欧洲。前后到达的两人待遇却差别巨大，伦敦记者就此事采访山县有朋，山县无奈地说：“中国是大国，李鸿章又是著名的人物……西方各国无一不想与其亲善并合作获得利益……我不能嫉妒他。”

　　“中国是大国”，山县有朋的这个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国对华外交的主轴。不管强盛也好，衰落也罢，中国庞大的体量时刻吸引着英国这样一个经商国家孜孜不倦地对华“求交往”。面对这样一个百年不变的追求者，与其沉湎于被“追捧”的骄傲或感叹被“羞辱”的不公，倒不如心平气和地摸索与这个国家的平等交往之道，也许这才是中国最应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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