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武侯祠，已是城市的中心区域，里面的历代楹联中，要数赵蕃的最为知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联中用典，皆为武侯故事，也反映出四川地处边陲，有别于中原的民情。

　　民间俗话中，对此也有反映，最著名的莫过于“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了，证诸历史，非为无因。辛亥革命的先声，即为四川保路运动，此先天下而乱;两汉之间、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等历代王朝统一过程中，四川也均是押后平定的地区，此后天下而治。那么，为什么四川如此特殊?

　　最直观的解释，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盆地地势独特，分为边缘山地和盆地底部两大部分，从军事上看，山地险峻，隔阻难通，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从经济上来看，盆地面积高达十六万平方千米，其中宜于农耕的川西平原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向来被称为“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因此，蜀地具备了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蜀地足以独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独树一帜，虽无力进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将定之时，蜀地又因僻处西南，无关大局，往往最后才被纳入版图之地。

　　这一解释，对于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说服力，得陇望蜀，平定天下的过程从来都是由中心及于边缘，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远而最后平定，符合这个规律。但是，何以会“天下未乱蜀先乱”?这一解释却未见得充分。

　　所谓乱，也就是造反，且不仅是一时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规模的造反。在大一统帝国治下，造反不绝于书，起因多为民众难以忍受无尽的压榨。蜀地先乱，并非是指此地压榨独狠，造反独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规模之乱，尤其是当王朝统治步入晚景之时，尤其如此。

　　笔者曾于前一篇专栏“敢把皇帝拉下马”中提及，纵观历代形成规模的造反，无不是起于一点，而迅速蔓延。但这仅仅是其成因的一个方面，造反要成规模，固然离不开各地民众的感同身受，群起相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的镇压力量相对涣散薄弱，才会此长彼消，迅速壮大。

　　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将统治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实行相对无差别的政治和经济攫取，埋下了群起响应的种子，而受制于资源的约束，帝国不可能拥有无限的镇压力量，加上中央帝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战略目标，配置其镇压资源，于是，就在帝国境内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现造反，镇压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对更容易发展壮大。

　　帝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政权安全，为此，常常将其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边，此即是所谓的“内重外轻”，历代统治，无不如是。一旦出现地方武装力量坐大，形成“内轻外重”之势，如唐末之藩镇，又如清末之湘军淮军崛起，王朝的气运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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