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日已经开始施行，其禁烟范围之广，处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

　　说起“控烟”，这件事绝不是现代才有。在古代明清两朝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过“红头文件”，还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

　　烟草自明代传入中国，古人曾认为此物可“还魂”

　　烟草大约于明代嘉靖末至万历初经菲律宾传入我国南方，后迅速在全国推广种植，吸烟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至清代吸烟已成为国人的基本嗜好。

　　此物在进入中国时，还传入一个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时，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没想到她在闻到烟草香味后竟苏醒了!从此，被译名“淡巴菰”的烟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烟草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这或许与古人对烟草的过度迷信有关。据最早著录烟草的医学书籍《本草汇言》载：“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小儿食此能杀疳积，妇人食此能消?痞。”

　　《露书》还记载，烟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古人还相信，烟草能治畏寒、发热等所谓“寒疾”。明末人王逋曾在《蚓庵琐语》中记载：“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有一观点，认为烟草能“当饭吃”，称“凡食烟，饥能使饱，饱能使饥，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可见在古代，烟草还一度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

　　但到了清代，就有医生提出吸烟有害健康了。名医张璐已在其所著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清人陈?子在《花镜》中也提出烟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用”。

　　名医吴澄在《不居集?烟论》中甚至认为，“无病之人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对吸烟者提出了警告：“虚损之人，最宜戒此。”

　　吴仪洛在《本草从新》里干脆将烟草列入“毒草类”。其卷四中的“烟”条称“火气熏灼，耗血损年，卫生者宜远之”。并附注，烟草“最烁肺阴，今人患喉风咽痛、嗽血失音之症甚多，未必不由嗜烟所致”。吸烟有害不言而喻，故古代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远离烟草。

　　清康熙三十年进士张翔凤在《种烟行》诗中称：“吁嗟老农勿健羡，此物鸠毒奇莫居。”

　　明清禁烟力度空前，崇祯两次颁布“禁烟令”

　　古之禁烟，最有力的举措当属朝延干预。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曾两次颁布“禁烟令”。第一道颁发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发出的第一道“禁烟令”。崇祯皇帝第二次禁烟则是为了防止“亡国”。古人多迷信，贵为皇帝的朱由检更不例外，崇祯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是“燕京”。“烟”与“燕”音相近，“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破燕京之嫌，出于避讳，朱由检下了禁烟令。

　　到了清代，入关后的前几位皇帝都曾努力恪守祖训，严格禁烟。《大清律例》中关于“控烟”做了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个月俸银给予拿获之护军。跟随人被获，除照例责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银给予。如护军校不行拿获，革去护军校，不准折赎，鞭一百，枷号两个月。护军不行拿获，鞭一百，枷五个月。闲散执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清太祖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严厉措施，尤其限制进口，“以为非士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据《李朝仁祖实录》)康熙帝反对吸烟和种植烟草，主要是经战乱后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由于粮烟争地，所以官员、大臣主张限制种烟，以保证粮田。雍正皇帝虽其自己嗜好鼻烟，但仍然提倡以种植谷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反对种植烟草。而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书禁烟之言，乾隆元年冬(1736年)，其作《请定经制札子》云：“…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而禁之则甚易，限期示禁，凡种烟者，以其地入官，别给贫民耕种，罚及左右邻，有司失察者降调，则立可断矣……”

　　太平天国对抽烟者的态度更加严厉，《天条书》载明：“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禁》记载：“犯吸黄烟者的枷责，以烟置枷上，荷之游街。”抽几口黄烟，轻则一顿棒打，还要夹上木枷，插上烟杆游街示众;如果没被打死，还想再来上那么几口，过一把烟瘾，便会被砍去首级，尸首分离。

　　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了一纸空文，致使“烟民”剧增，“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支烟以鸣得意。”故此，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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