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于下令逮捕原财政总长王克敏和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贪官污吏。王闻讯逃入租界，李拒绝交出赃款，遂被枪决，对此人们拍手称快。随后，冯又将大贪污犯曹锟之弟曹锐押解到案，令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又接受张绍曾的建议，成立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总统和总理的职权，由黄郛一人兼任，黄还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败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

　　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的人，就是1923年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王承斌，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吴佩孚接到冯玉祥通电，虽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电报。他查明属实后，又怀疑胡景翼未必加入冯军，即命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叫张敬尧去胡部传达命令。胡把这个倒霉使者扣留起来。

　　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的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精兵七八千人回救北京。吴急电南方直系将领率兵北援，不料京汉、津浦两线受阻，无法应援。

　　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已开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张绍曾为避免战祸，出面调停，劝吴佩孚接受“和平救国大纲”。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不肯罢休。双方军队在杨村一带开战。此时阴雨连绵，杨村一带除铁路两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尽是一片汪洋，作战十分艰难。开战后，双方相持一天，不分胜负。冯派刘郁芬、蒋鸿遇两旅，迂回到吴军后方，从吴军背后进攻，又派李鸣钟由丰台抽调部队，协助正面进攻。张之江、石友三、谷良友部，协助李云龙旅，一致向吴军摆出攻势。此战生俘了吴部的旅长潘鸿钧以下数千人并乘胜进击。

　　冯军占领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天津附近的北仓，随后占领天津。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吴佩孚仍作困兽之斗，把司令部移驻军粮城。胡景翼军如果向前推进，和奉军两头一挤，吴佩孚即无处可逃。但冯玉祥、胡景翼接受了张绍曾的劝告，给吴佩孚放一条生路。

　　吴军残部在军粮城两头被包围。吴看到只有从海上逃跑一条路，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由大沽乘海军运输舰南逃。经上海转武汉，后又回到洛阳重整旗鼓。但吴从此元气大伤，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风”。

　　冯玉祥一贯痛恨封建帝制，北京政变后，决心以全力，行其素志，把溥仪逐出宫去。摄政内阁作出修正优待清室条件，永远废除皇帝专号，将故宫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冯玉祥当天就令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执行，将宫内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又用汽车5辆，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

　　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不久，又从日本公使馆逃往天津日租界。冯玉祥电请段祺瑞出山，称：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段祺瑞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政局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现为万分消极。冯玉祥感到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而戡祸乱!

　　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之局，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

　　皖系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实行报复。冯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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