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言：本文口述者谢继民先生是谢晋元将军次子，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他1936年出生于广东蕉岭，10岁随母亲回沪，距其父去世已经五载。虽然从未与父亲谋面，但他历时多年广搜史料，遍访幸存孤军，对父亲生平和孤军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一己之力写作《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一书，为的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谢将军诞辰11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的邀约纷至沓来，谢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年近八旬的他身体硬朗，思路清晰，口才斐然，深情回顾了其母亲凌维诚女士忍辱负重，支撑家庭和照顾幸存孤军的艰辛往事，并分析了谢将军遇害真相。

　　上海小姐与广东“凤凰男”的相遇结合

　　我的父亲谢晋元(1905?1941)和母亲凌维诚(1907?1991)是在一场婚礼上相遇的。婚礼的新郎、新娘分别是我父亲、母亲的同学兼密友。那年是1927年，父亲22岁，母亲20岁。由这对新人搭桥，父亲和母亲很快便熟悉起来，在交往一年多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实际上，母亲的家庭条件比父亲优越许多。母亲出生于上海，在家中三个女儿中排行老二。我外公外婆在徐家汇老街开有一家面店，家境小康。尽管外公去世得早，外婆仍把面店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女儿们不愁吃穿且能上学读书。母亲先后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学的专业是音乐，弹风琴、拉小提琴、吹箫、教唱歌样样拿得出手。而我父亲的家乡远在广东省蕉岭县新铺镇同福乡尖坑村，属于客家地区。祖父务农，也曾外出做小买卖，育有二男七女，日子过得十分艰苦。父亲自小便学习成绩优异，曾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但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沙基惨案”的影响，不等毕业便弃文从武，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即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因作战勇猛而一路晋升。按今天的话说，父亲是偏远山区里飞出的“凤凰男”。

　　1928年四月底五月初，北伐军打到济南时受日军阻止，父亲担任先锋营营长，与日本人狠狠打了一仗，自己也身受重伤，只得转到汉口美国人开的医院治疗，并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养伤。在此期间，母亲多次前去探望。父亲快痊愈时对我母亲讲，我们结婚吧。对这桩婚事，我外婆不大赞成，虽然她很认可我父亲的人品，但是考虑到军人这个职业风险太大，与家人聚少离多，所以很不放心。可我母亲主意已定，1929年9月两人就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1930年母亲生下我大姐雪芬，做完月子后便回沪了，女儿留在汉口托奶妈抚养，后托人带回上海。1932年和1934年，我二姐兰芬和大哥幼民相继出生，他们两人由母亲自己带，当时住在上海的龙华寺对面。

　　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在京沪、沪杭甬两线加强国防，于1936年初密令张治中将军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成立军校高级教官室，着手研究淞沪地区作战计划。1936年春，张治中分批派遣营长以上的军官，化装成便衣秘密前往上海侦察地形。父亲时任88师师部中校参谋，被分在了第二批侦察小组，对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地形进行侦察。

　　眼看大战将至，父亲萌生了把妻儿送到广东蕉岭乡下的念头。这是个非常重大而突然的人生转折，母亲的亲戚朋友无一赞同。即使没有父亲，靠娘家的支持母亲也能养活自己和子女。我的小姨夫周兆棠也是黄埔毕业生，在政界有一定名望，后来成为第一届国大代表，他和小姨力劝我母亲跟他们去重庆。但父亲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蕉岭位于闽粤交界处，日本兵力不会打到如此偏僻的山区，所以可以保证安全;另一方面，我大伯1929年在南洋打工时因病去世，姑姑们也都出嫁了，我的祖父母已年过六十，在老家无人照顾，父亲实在放心不下。母亲十分体谅父亲想要尽孝的心情，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就在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护送已身怀六甲的母亲和三个子女来到了广东蕉岭。只呆了两个星期，父亲就赶回上海了。临别时，父亲对母亲说：“这场战争将会是长期、激烈和残酷的，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让你呆在这么苦的地方实在是不得已，侍奉年老父母和抚养年幼子女的重担本应该由我来挑，但作为军人，为国效命就不能顾家，所以现在不得不交给你了。但你要相信，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返回上海。”母亲对父亲的话坚信不疑，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1936年10月底，母亲生下了我，为我取名继民，意为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这是父亲的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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