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1904年11月3日?1968年4月22日），又名张悟，浙江桐乡人，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女将领。1924年入党，先后就读于浙江桐乡石门振华女校、浙江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校、江苏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等，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征及抗战期间曾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组织部长，抗大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等职；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和副部长等职。

　　可是，像这样一位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女将军，为何建国后竟未授军衔呢？这是因为，像其他许多类似的革命军事先驱一样，他们在建国后甚至在建国前，就已经比较早离开了军队，离开了作战前线，转业到了地方建设部门工作。

　　红军老战士王定国回忆说：“1955年授军衔时，张琴秋已转业到纺织工业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虽然她失去了授军衔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称她是没有授衔的女将军。”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在石门振华女校读了8年书。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这对她的第一次婚姻乃至一生都发生了重要影响。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在沈雁冰的支持下，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 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

　　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泽民此时也已回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泽民建议张琴秋报考上海大学。张琴秋听从了他的建议，顺利地考取了该校社会学系，与时任该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实的生活。不久，杨之华又介绍孔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沈雁冰夫妇、沈泽民夫妇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赴莫斯科。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泽民和张琴秋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

　　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苏区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苏区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显得英姿飒爽。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年仅27岁的女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张琴秋组织宣传队时，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后来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她又组建了四方面军剧团，给大都是童养媳出身的演员们上文化课，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到了1932年秋，在蒋介石20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负责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张国焘最后同意将沈泽民留在根据地，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客观地说，当时转移是正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泽民舍不得离开根据地，为自己埋下了后患。

　　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见了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但沈泽民已和鄂豫皖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不愿意离开。

　　张琴秋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了他们夫妻的永别。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沈泽民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经过实际斗争，沈泽民已认识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并给中央写了工作报告，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沈泽民勇敢地承认错误，决心转变，还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这是很难得的。弥留之际，沈泽民将瞿秋白送给自己的怀表转赠给徐海东，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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