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看来，辛亥、癸丑两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当时之党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辛亥、癸丑两次革命失败，虽然与同盟会、国民党的组织涣散、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有着密切关系，但主要原因却在于敌强我弱和革命党战略失误。党员不“服从党魁”固然不利于“统一号令”，但强制党员“服从党魁”就能够“统一号令”么?

　　何况作为党魁的孙中山，在某些历史转折关头，也并非总是站在正确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会停止武装斗争、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的这种“巨大的政治错误”(《复苏联外交委员齐契林书》)，最后决策者正是“党魁”孙中山。他对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在孙中山看来，同盟会、国民党之所以不能“统一号令，服从党魁”，是因为“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历史喜欢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说”的倡导者，如今却一变而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的剥夺者。

　　早在1912年孙中山的自由观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强调“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官吏、军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军人的天职是“牺牲个人之自由，个人之平等”，以为“四万万同胞谋自由平等，使四万万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

　　及至1914年，孙中山把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对象，又从官吏、军人扩大到党员。党员既“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诚然，遵守国法、军纪、党纪，为全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无疑是官吏、军人、党员的天职，但绝不应以此为藉口，剥夺他们在国法、军纪、党纪允许的范围内所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官吏、军人和党员倘若丧失这些自由平等权利，就必将沦为任人指使的驯服工具，泯灭个性和首创精神，还怎么能够为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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