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因吴佩孚在衡阳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学生”的名义与段祺瑞公开辩论，直皖两派矛盾随之公开化。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会吵吵嚷嚷，无果而终，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级。

　　山东问题的发生，皖系遭到责任追究，这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个乱中崛起的时机。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一个派系能否脱颖而出，占据政治与舆论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目光与胆识。

　　冯国璋系统的直系，其实体主要由三者构成：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因三地均处长江沿线，故称“长江三督”。

　　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下代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李纯成为长江三督之首。

　　白坚武时在李纯帐下做门客，5月25日，白坚武在上海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发表演说，称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

　　呼吁抵制日货，最后，豪气十足地宣称：“吾直军人居全国军人过半以上……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摆到了救国图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白坚武立即“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

　　白坚武作为李纯的门客，其对直系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纯，指望李纯站出来，率领直系“应时而起”。不幸，白坚武投错了门户，选错了主公，李纯不过是一平庸之辈，并无应时而起的才识与胆略。6月8日，白坚武由上海赶回南京，与李纯“晤谈两时，殊失望”。其后，李纯府上又发生一件令白坚武更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许德珩、左学舜来宁，拟进谒督军”。但结果是，李纯“告以有病，约不能见”。将全国学联代表的主动联络拒之门外。

　　自此，长江三督在政治上趋于没落。

　　就直系而论，冯国璋系统之外，便是曹锟系统。徐树铮对曹锟颇为轻视，曾私下议论曹：“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不过，那位见多识广、与多国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的顾维钧，则这样评价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曹锟到底是头脑无识，还是恢弘大度，这里不作深究，总之，曹氏帐下偏偏有这样一位将领：资历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但却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此人即陆军第三师师长、前清秀才吴佩孚。6月9日，吴佩孚于同日发出两份电报。

　　吴电之一，致电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达一道强硬命令，要求对不服劝阻、继续游行演说的青年学生，“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随后，各地依据此项命令，对学生运动实施压制。针对这道命令，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窃恐操之过急。”此言等于公开指名批评徐世昌的这道命令。一个师长批评总统，此种“犯上”之举，在那个年代的现役军人中并不多见。与康有为相同，吴佩孚也是把五四学运与古人联系起来，表示：“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这里，汉之刘陶，宋之陈东，成为五四学运合法合理的历史依据。言必称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论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吴佩孚在思想意识上的积习。

　　接下来，吴佩孚为五四学运大唱赞歌，电称：“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强压迫，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青年学生“以草击钟”之举，多多少少怀有本能的同情。

　　最后，吴佩孚告诫：“如必以直言者为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师长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通观吴电，的确体现了其人“罔知忌讳”的一面。

　　吴电之二，致电总理钱能训。

　　吴佩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可能对华施以威胁，“万恳我总理坚决镇定，勿受其欺。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于倡议，停止南北内战，将双方军队一致用于对日卫国之战。仅就舆论效果而言，此类倡议无疑是颇为迎合民心的。

　　关于对德和约，吴氏认为，日本也存在许多内外矛盾，因此政府应电令中国代表，“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

　　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说到底，就是敢不敢与日本抗衡。对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电中表示：“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冲通电支持签字，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嗣冲以邦交重要，尝与僚属切实研究。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两电，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认输。此种言论究其根源，无不出自甲午、庚子之败。《公言报》就在其社评中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议……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等等。

　　的确，甲午、庚子之败，是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是，其中的经验教训究应如何记取，认识并不统一。总之，与段、倪以及《公言报》相反，吴佩孚偏偏声称“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胜败未知谁属”，等等。吴氏之言是否“清议一流”，姑且不论，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吴佩孚于6月9日发出的两个电报，一份致总统，一份致总理，以一个师长的身份，与总统、总理讨论时政，指点国策，仅此做派，至少是自视甚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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