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市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作为一个战略家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出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人总是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
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完全退下来。这显然做的是很有步骤,并且十分稳妥的。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业商经贸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环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 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朱?基
朱?基进入中共权力核心,也是几经困难的,而一手提拔他的却是邓小平。朱?基由于曾陪伴邓小平巡视上海,对邓的谈话深有体会,因此才组织在《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直接推进邓小平南巡之举,邓也因此把朱?基提拔上去。
使朱?基成为中国政坛一匹“黑马”的人是邓小平。1992年10月19日,朱?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四级,由中央候补委员一步跨入中南海内的权力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全仰仗邓小平的力荐。
据说,邓小平的这项安排当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就在正式选举的前5天,十四大主席团常委收到数位十三届中央委员和中顾委署名的信,反对朱?基进入政治局。其中有一封信的语气极富煽动性和攻击性的,信中称:“作为一个马列主义政党,要警惕个人野心和假马克思主义者混入中央最高领导班子。”但邓小平对此颇不以为然。
邓小平特地通过江泽民传话给大会主席团,邓小平说:“要多看人家的长处,谁工作上没有失误?当然要失误少一些。”邓又说:“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并向相关人士做了说服工作,因此在10月16日的内部选举中,朱?基顺利过了关。
与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接班不同,邓小平并不如此,他喜欢选一组人,这可以从最初时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后来的江泽民与朱?基两组人马中可见一斑。这样至少可使党和政的权力得以分散。
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史,还是古代的思想史,均充满了“中庸之道”。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阴阳平衡”,邓小平深得此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这当中,邓小平和陈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两位“老人”有时看法一致,有时稍有分歧。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阴阳搭配”,才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在稳步中前进。如果把邓小平和陈云的角色做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前者是“踩油门的人”,后者“踏刹车器的人”。邓小平希望自己身后的接班体制也能维持“阴阳平衡”。邓小平提拔朱?基的一个最大出发点,是为了在江泽民和朱?基之间制造一个平衡点。
人们不难注意到,在90年代初,88岁的邓小平南巡时,陪同的只有当时86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两个八旬老人要以衰朽之力推动停滞不前的改革大业。而今想来,真是悲壮。当时中国全国上下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其环境之恶劣大有58年“反右”之势。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当时的处境同样不妙,被反“和平演变”捆绑住了手脚而动弹不得。
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和平演变”继续下去的话,很难保证不会演变成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运动,而其后果一定会葬送得来不易的改革成果,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但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均处于一片混沌之中,邓小平无法认清谁是他的政治同路人,谁是他的政敌。他是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评论员皇甫平的文章,以及因这篇文章引起的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看到了敌我阵营的力量对比,从而直接引发了邓小平南巡之举。
《解放日报》皇甫平的文章共四篇,其主要中心思想是要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就不应该在“计划”“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畏缩不前。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全国为之一振,海外舆论也立刻注意到了中国这一新的舆论动向,并把“皇甫平”的文章称为是“新时代的北伐”。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后,作为执笔的三位作者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有一位中南海主要领导人特地在上海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愤愤地说:“皇甫平的文章影响极其恶劣,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三位当事者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坚持原则,绝口不讲文章是怎样写成的。其实这四篇文章的一个间接幕后人物是朱?基。
邓小平的南巡分为“小南巡”和“大南巡”。对深圳、珠海的视察称为“大南巡”,在此之前对上海的视察则称为“小南巡”。邓小平“小南巡”时,朱?基一直陪伴在左右,邓小平在这期间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朱?基体会到这些讲话的重要性,回到家后把这些讲话用蝇头小楷记录成文,这就成了后来皇甫平文章的主要观点。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假如不是朱?基的话,就不会有“皇甫平”的文章,如果没有“皇甫平”的文章,说不定就不会有邓小平後来的“大南巡”,在这当中,朱?基的角色极其重要。由此亦不难看出,邓小平赏识朱?基、提拔朱?基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几经考验的,并非心血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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