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的思想和革命领袖、“总司令”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陈独秀；那么，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3位著名学生领导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只用了15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当时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3000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主要学生领袖，也是罗家伦。

　　进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六年（1917）夏，罗家伦21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被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当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搞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也是罗家伦的浙江绍兴同乡），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地发出了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自己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是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更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适巧也是罗家伦进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

　　蔡元培初来北大时，本科分为4科，有4个学长。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

　　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类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因为蔡元培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4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

　　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罗家伦曾去看他，觉得胡适之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的。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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