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披露江青真实死因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江青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江青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知情人披露江青真实死因

何殿奎是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他所说的江青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与社会上流传的多有不同。因为多年从事特殊工作养成的谨慎，何殿奎从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外媒采访。记者本人无数次向他转达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和出版社的出书邀请，都被他谢绝。但只要看到媒体上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实“纪实”，他就会很气愤，不吐不快。“这篇文章的内容全是假的！”年近80岁的何殿奎依然瘦削硬朗、腰背挺直，记忆力也特别好。近日，他把记者叫到家中，指着某文摘报上《江青晚年骚动的监狱生涯》的文章(摘自美国作者特里尔所写的《江青全传》)说。文章被画上了多道着重线，用数字标注出9处虚假，包括：审判结束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1988年12月她提出的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要求遭拒后吞下50多粒安眠药、1989年11月中办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她最后在公安医院病房的浴室里用手帕上吊自杀等。“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何殿奎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他告诉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林彪的“四大金刚”，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29日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关押地是201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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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迁出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形，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邱会作在回忆中写道：在秦城5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摄氏度。对此，记者向何殿奎求证。他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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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记者，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3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3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对于邱的怨气，何殿奎毫不惊讶。他淡淡地说，时常有老干部从秦城出去后去告状，上面来调查，他就多次写过证明材料，结果表明这些指控都查无实据。“他们有情绪不能向党中央发，只能向监狱发呗。这我们都能理解。”他如此解释。对于这些高级干部的起起伏伏，他见得太多了。光他们公安部，“文革”中就有5个副部长曾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咱们闹运动太多，每一次闹完运动后就要纠偏，所以我就认为大部分老干部都是受害的。”但是，他至今认定，黄吴李邱跟那些被冤枉的老干部不一样，犯了罪自然有国家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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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放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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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告诉记者，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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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吴法宪，何殿奎总结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工作人员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他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丝毫不高兴的表现；二是有心事总爱说出来。吴法宪有胆结石，何殿奎曾连续3次带他去北京医院找专家检查。因为有可能动手术，吴法宪精神非常紧张，再加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勾结，他心情低落，跟何殿奎谈到了“党和政府是否还能给出路”的问题。何殿奎回答他，“给出路是党的一贯政策”。吴法宪听后，带着“非常感激的表情”给他鞠了一躬，说自己放心了。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整个手术的经过，而且写道：手术后，他躺着无事就想请护士帮忙找两本小说看看，但是管理员硬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

对此，何殿奎笑着回应，吴法宪可能把这次看病跟在监狱外的某次看病记混了。因为，医生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根本就没有动手术。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他非常肯定地说：吴法宪在整个秦城监狱期间，都没有动过手术。两人的回忆有很大差距的还有一处。吴法宪在回忆中写道：有个警卫战士对他特别好，有一次在聊天中告诉他，他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吴法宪震惊之余去问监管人员，牵连到这个战士被撤换，其他人也都对他变了脸色。他在书中对这个不知名的战士表达了自己的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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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殿奎认为吴的回忆有误：“战士能知道什么开除党籍的事？”他清楚记得，事情的起因是，吴法宪跟一个战士聊天时，战士无意中说到，自己家乡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导弹基地，他爸就在那个基地上。吴法宪主动向值班人员报告了战士的“泄密行为”，结果导致看守他的一个班被整体调走了。至于吴法宪为什么要主动报告？“这就不知道了。他好像说，他就是怕泄露国家机密吧。”何殿奎告诉记者。

江青之死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公审在即。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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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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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8、9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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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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