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邓小平也很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是《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

在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自己的寻书故事：走30里地，去向另一位知青借《浮士德》，看完之后，再走30里地送回去。

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开国元勋也都有找书借书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一个个寻书的故事。

“几十里山路，换来棠佳阁的藏书，真是太值了”

毛泽东年幼时酷爱读书，14岁的时候，他已经把家乡韶山能借到的书都读过了。一天，毛泽东正在地里干活，有个过路人来找水喝，随口说到棠佳阁的藏书很多。毛泽东一听，忙问棠佳阁有多远。

过路人说：“远着哪!要走30里山路，山林中有野兽伤人，你可别一个人走山路呀!”

然而，第二天清晨，雄鸡初啼，毛泽东就起床出了村。爬上高坡，越过山岗，向湘乡县棠佳阁的方向奔去。

中午时分，他来到了棠佳阁，棠佳阁的主人见毛泽东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很是奇怪，一问才知是远道前来借书的。主人深为感动，立即把《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借给了毛泽东。《新民丛报》　上载有梁启超的文章，倡导欧美民主思想;《盛世危言》提出中国富强之道是改革政治、发展工业、提高文化水平等，这使毛泽东开始接触到了新的思想。

读完这些书，毛泽东又去借新书。几年中，他几乎读完了棠佳阁的全部藏书。主人钦佩地说：“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一生读了这么多典籍，你却只用几年。你这几年顶得上我几十年的工夫啊!只是路途遥，实在辛苦。”毛泽东则说道，“几十里山路，换来棠佳阁的藏书，真是太值了。”

毛泽东的一生读书未断，甚至在战争年代，乃至极其艰苦的长征岁月里，都没有过间断。

在中央苏区时，萧劲光收集到《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几次轻装，都没有舍得丢掉，一直背到延安。一次，贺子珍到萧劲光家串门，看到萧劲光保存着几本军事书籍，回去告诉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踱着方步，走到萧劲光的窑洞，神秘地说，“听说你这里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当萧劲光知道毛泽东要借那两本书，有点不情愿。毛泽东说，借去看看，一定还你。萧劲光晚年回忆此事，风趣地说，当时实在小气，感到好笑。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虽是党的领袖，但收集图书也极为不易，正如萧劲光所说，在边区能搞到像他保存的那些书，可谓“难于上青天”。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艾思奇，诉说自己缺书的情形：“我没有《鲁迅全集》，只有几本零星的，遍寻都不见了。”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处境虽已逐渐好转，但毛泽东仍为找寻图书而忙。1943年12月20日，他写信给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位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诸如此类，均请搜集。”可见毛泽东登门向萧劲光借书，自在情理之中。

“为了看书，淋点雨、走点路根本不算什么”

1960年8月的一天，一早就下着大雨，来北戴河图书室借书的人自然不多，图书管理员小王坐在空荡荡的图书室里。

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要借一本世界地图和几本书，说是要研究一个问题。小王抱歉地告诉他：“这几本书按照规定不能外借，您如果需要，可以到图书室来看。”

对方只好把电话挂上。这时，窗外的雨又下大了，“不会有人来借书了吧?”小王想着。

忽然，图书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带着风声雨水走进了图书室。他手里的雨伞流着水，挽起的裤脚也已经湿透。他把雨伞放到墙边，微笑着向小王走来，请小王把世界地图和几本参考书借给他看看。当小王把书捧给这位同志的时候，她发现：居然是周总理!

3 of 5周恩来朝她微笑地点点头。她喃喃地说：“总理，真对不起您。我不知道是您要借这些书，我应该给您送去，不该让您在大雨里跑来借书，耽误您宝贵的时间。”

“哎，小同志，你把书管得很好嘛!”周恩来笑着回答她：“有一套制度，这样很好。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而且为了看书，淋点雨、走点路根本不算什么。”周恩来说完，就拿起书坐在桌边认真地查阅起来。

周恩来冒雨看世界地图，邓小平也很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是《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1970年11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了到江西后的第一封信，特地附函，如果方便请有关同志把他的书托运过来。随后，便日日期盼着图书送达。后来，这些书籍陪伴了他蛰居江西的日子，他每日都读至深夜。

“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

彭德怀元帅性格刚烈，作战勇猛，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猛张飞”。其实，彭德怀也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这里的“孔夫子”，就是书籍的代名词。

彭德怀早年虽上过一段私塾，但不久就因贫困辍学。他13岁到煤窑做工，闲暇时也不忘读书，之后的几十年里，更是书不离身。

井冈山时期，彭德怀有很多仗要打，但他总要随身带上搜罗到的军事和政治书籍，挤时间阅读，有时在战斗间隙也会拿出来翻翻。他曾对通信员张洪远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不仅自己坚持挤时间读书，同时还要求大家注意学习。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谁看书，可找我来借，不读书怎么行?”他怕有人借书只是装装样子，曾将一些书页用饭粒轻轻粘上，当他们还书时，他总要翻看一下。如果粘住的地方掀开了，他就会点头微笑。

有一次，一位同志来还书，彭德怀发现有些地方依旧粘住，就发脾气说：“你借的书根本就没看!”那位同志心虚地争辩：“您怎么知道?”彭德怀翻到粘着的书页说：“这不是嘛，我这里有点小科学试验，你看看!”那位同志红着脸说：“我明白了，下次一定改。”彭德怀眼睛一瞪：“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可不要只把粘住的地方翻开，还是不看哟!”

“文革”十年浩劫中，彭德怀身遭厄运，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书。他曾经对警卫参谋说：“我没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记我那些书……”此后，彭德怀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一直坚持看书，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常写信给侄女彭梅魁，让她代购书籍。

外国领袖的阅读路

拿破仑

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里，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且不说邓小平到达法国时的年龄(他比同去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邓的经历确实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人都同样有到处奔波?缺钱花?经常搬家?读地方性中学的经历，干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为激进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间，他们中有200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因为这些，武力斗争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国。走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满怀希望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同时又能学到知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法国危机四伏，它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这些中国人通常是没有技术的，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凭也一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到一些二级学校开办的专门学习班去学习，再加上生活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群体式地居住在较容易接近的学术机构或者能大批雇佣中国工人的工厂(如雷诺工厂)附近。居住相对集中(大部分的中国侨民住在巴黎地区)使得采取武力斗争行动更为容易，而中国的年轻人所遭遇的失望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训的平台。他们与法国工人及一些政治?工会组织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在所有行动中，正如邓的情况所反映的，中国工人学生有明显的保持自我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局限在侨民内部。

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梳理同样停留在武装斗争层面。查阅这些文献，我们发现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萌芽于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来源于苏联。对邓的房间进行搜查的结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拥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书写的宣传品(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尤其是《进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职业生涯的异常之事，加入青年团，入党，顺应统一战线需要加入国民党，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后来的事情可能让人感觉这是留下最深印记的最后一个时期，然而，直到邓和其他人被广泛关注，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留法这段岁月的重要性，因为它发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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