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江青（左一）和康生（左三）

柯庆施首先提议解救同志

事情还得从1936年3月说起，当时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到华北，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发现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干部严重不足。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30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到1936年时，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0多人被继续关押着。这些人都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当时监狱规定，他们徒刑期满后，假使你不反共，也不能出狱。他们铅印好一个“反共启事”，要刑期已满的犯人在上面按个手印，即可释放出狱。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拒不就范。

意见已经过中央同意

针对柯庆施反映的这一情况，刘少奇上报了中共中央。时任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毛泽东研究后批准了刘少奇建议，张闻天代表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决定。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与被关在监狱内的同志取得联系，并送去一封信，指示他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但党员们担心是圈套，决定不予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刘少奇看没有回应，便写第二封信给狱中同志。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

最后在狱中的同志经讨论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随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开始新的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出狱的人中有14人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七大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这段历史作了正式的结论。这些说明，七大时对他们这段历史又作了正式结论。这段历史中央早有定论。

康生诬陷出狱同志为叛徒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等人颠倒是非，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当时这批人尚有40人健在，其中有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

他们为了借机陷害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此，还搞假证进行诬陷，欺骗各中央委员。他们怕张闻天如实说出事实经过，还对其进行了威胁和关押监护。在他们煽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

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文件还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

此事成为打倒刘少奇的有力“武器”。然而如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提出让狱中的同志履行“出狱手续”这一建议并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是柯庆施，虽然柯庆施于“文革”发动前已逝世，但他并没有因此受牵连，1967年江青依然称赞他为“毛泽东的好学生”，1975年中央还召开“柯庆施逝世十周年”大会以纪念他。

1978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得到平反。“文革”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继续从事党的工作（摘编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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