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公的几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保持着一副邓家体态，却有几分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明显带着女人的几分内秀。在邓家几个子女中，邓林和邓质方都属于言语较少的孩子。

　　不善言辞，她用画笔说话。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美展，获得了社会和界内很高的评价。

　　邓林属于特立独行性格。在邓家孩子中，受卓琳的影响，多数喜欢物理学，还有喜欢中文和医学，文史哲学都比较擅长。但邓林喜欢绘画，她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在邓家的孩子中，邓林幼时最苦。她出生在战争年代。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斗争最严酷的一年，那年9月，邓林出生。

　　卓琳生邓林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7天，忍痛将她的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百姓家中去哺养。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邓林长大成人，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相聚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邓林儿时的心愿了却了，她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里，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和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下放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承载更多的则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后来的岁月也是随着父亲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回到了北京。有了同父母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拿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又遇到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母亲。

　　在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她终于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4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想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光荣的人物，那就是父亲邓小平!

　　次女邓楠：给父亲当管家

　　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

　　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科技发展。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见这个女儿天资很好，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如愿以偿。

　　在邓小平的几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在“文革”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的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的学校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面。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一种正确性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的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是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教授了在危急时刻如何处置的办法。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

　　邓小平二度落难，邓楠受牵连也受到批判。但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必须咬紧牙关。突然有一天，邓公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她们联系。这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身份。她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应急之用。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中南海里住不了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老的奶奶和兄弟姐妹们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煤厂买煤，到市场排队买豆腐买骨头烧汤，到过年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木耳和大料……

　　幺女邓榕：给父亲作传

　　此时的邓楠，显示出了小时候当孩子头的本领，让大家轮流“值班”，她总是能用“到时候一定给爸爸妈妈讲”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想父母的日子，大家见不着，全家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她说父母工资不够数。她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才行。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到字条回到家中，全家知道父母还活着，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后来，邓小平下放，兄弟姐妹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职责，收集兄弟姐妹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她就催其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苦难的岁月，练就了她的意志，也练就了她的能力，她成了父亲放心的依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在和父亲临别时，以女儿的细心，往父亲口袋里放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伴随着父亲战胜寂寞岁月。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最省心的部门。

　　邓楠在邓小平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个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公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有句话：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女儿是父亲最贴身的棉袄。此话在邓家得到印证：邓公晚年外出，她总是在其身边。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许多传说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不过，学医与学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医学和文学都是以人为对象，说学文也差不离。

　　外界传说稍有区别的是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公有个女儿在国外，“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们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都说毛毛是一个有远见的女儿，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后来工作之后，她到了外交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当过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用她的话说：我的官好当，都是副的。尽管她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毛毛所说的“两位主席”是邓小平任过军委主席、哥哥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群工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

　　尽管“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而且她感激这段艰苦岁月，使她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并结识了现在的老公贺平，一个英俊、宽广、勤奋的男人。

　　说起贺平，毛毛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个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他们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邓小平亲自“考婿”，他俩结为连理。再后来，这个老公成为邓家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她与贺平是夫妻，也是战友、是同志，现在还在恋爱的情结里……

　　毛毛大半生对父亲敬佩不已。上帝似乎让她很幸运，她选择父亲时，选择了一个伟人，选择丈夫时，选择了一个好人。这两个人她都十分敬重。

　　于是，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进入不惑之年，她决定写书。写关于一个男人的书，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她花了很长时间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然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其中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写了出来，并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邓朴方文革悲惨遭遇

　　对一般孩子而言，教育无非是多加一点知识或少加一点知识，可是对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成了他们适应生活，从不能生活到能自理生活，从不能活到能活的条件。——邓朴方

　　“一个社会，除了追逐利益之外，总还得有点儿精神的东西，如果没有人道主义，许多事都会扭曲，许多看上去合理的事，却往往产生不合理的结果。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在扎扎实实为中国残疾人做事的同时，也努力建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因。“从残疾人事业的观点去看，我们得提倡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社会必需共同富裕，有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的残疾人才有出路。现在中国穷，残疾人就成了中国社会最穷的人群。目前在中国社会这种低水平的生活情况之下，中国的残疾人可以说苦不堪言。”

　　倾听“正襟危坐”、椅边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西医称为截瘫)的邓朴方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大谈“人道主义”，总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他是邓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因为具备这种出身，曾遭红卫兵不人道的残害，导致半身不遂。是什么因素使他忘掉过去，转而在中国大陆致力于人道主义工作?传统中国社会内鳏寡孤独、残疾失常的人群向来就遭受到忽略，而目前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连正常人都难受到妥善照料的贫穷社会果，要促使社会、政府对残疾人妥善照顾，如果不是邓朴方办得到吗?中国大陆目前的残疾人福利事业如果只是因为邓朴方亲手“抓”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有那么一天，邓朴方不能再挑负这个重任，整个中国大陆的残疾人是否又会恢复任由命运折磨、任由社会遗忘的状况。

　　面对邓朴方，想象着他在“文革”后期与家人团聚后，父亲邓小平每夜亲自为他翻身、擦澡的情形，再加上脑子里所呈现的在他主持“康华公司”期间，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传说，对于说话中气十足、信心十足、精力十足的他，对于他过去戏剧性的遭遇和目前轰轰烈烈的工作，也就更想深入探讨。

　　邓朴方不太愿意谈他那段梦魇般的往事，和大多数遭遇过不幸的人一样，他只想轻描淡写地以一声“既然过去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去挥掉这段改变他后半生的往事。不过，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人，还是对外间的世界，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是没法用手轻挥就能抹得掉的。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那篇着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中国大陆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在这场斗争开锣后不久，邓小平就成了箭靶子。1966年12月14日，他最后一次露面后，就成为斗争的对象，在此之前，邓小平已预感不祥，他告诉子女们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受命以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长达四个月的折磨中，聂元梓等人要他们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值得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骄傲的是，邓朴方、邓楠兄妹拒绝和红卫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亲。于是，他大祸临头了。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无人道的岁月里，人间还是有温暖的。当邓朴方跌伤后，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他这个“全国第2号走资派”的儿子，在灰心绝望之时，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凤梧的工人以无产阶级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派到北大，由于他是工人，红卫兵对他敬畏三分。他见邓朴方的惨状，便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

　　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据邓朴方的妹妹邓榕1984年在那篇极感性的回忆“文革”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中叙述：“凭着一股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哥哥到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邓榕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和这位王凤梧师傅联络。但是，对邓朴方有救命之恩的王凤梧一家人从未向邓家提出任何要求。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由于他的病当时医生已束手无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济院。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儿们”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

　　邓朴方1972年4月在邓榕陪同之下，住进这家医院。但是，文革中期，许多医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医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单位，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三○一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患了6年瘫痪的邓朴方会诊，并进行一次诊断性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邓朴方说：“当时我一翻身，身体长的骨头就嘎吧嘎吧地响。”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也因此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当时医生们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应该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长期骨折形成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时候，邓朴方也等于接受了命运的正式宣判：今后，他永远不能站起来了。

　　在三○一医院的病榻上，他常为病友、护士、医生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打发时间，还曾给自己组装过一架黑白电视机。他说：“我是搞物理的，对这些技术有兴趣。”

　　1977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出院。出院那天，他特别要人推着他到清河救济院去会会过去第4病室的哥儿们，和他们过除夕。此后，每年的春节他一定回清河救济院。他说：“那些哥儿们毕竟是我的患难之交。”

　　从医院回到父母身边后，邓朴方一面在家里为弟妹们补习功课，一方面每天坚持到北京无线电工厂上半天班，以他的话是“去干些手工活，木头活。”平常，他也努力锻炼身体，想尽办法使自己多运动。可是，命运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1979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起身准备吃早点，长年照顾他的护士李大姐发现邓朴方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动动身体，没有任何感觉，身体内的脊椎骨又嘎吧嘎吧作响，家人立即送医院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脊椎骨再度骨折。医生们说，这种骨折很危险，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导致内出血，万一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中国大陆的医学界对他的病况束手无措。听到这个消息，他除了笑笑，别无选择。

　　过了一年，也就是1980年，邓朴方的救星到了。当时刚当选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领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到北京开会。于是，三○一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趁机要求马昆医生给邓朴方进行检查。

　　现任美国新奥尔良儿童医院小儿骨外科主任的马昆医生回忆他当时为邓朴方检查的经过时，说：“他们要求我为一位特殊的病人进行检查，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有天早上我被带到一家军医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三○一医院。他们告诉我病人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并告诉我，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扔出窗外，从此胸部以下的肢体瘫痪。我也知道，他曾经由苏联方面的医生动过手术，他们取出邓朴方体内的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方法把脊柱固定，但是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产生动作失调，他坐起来的时候，身体因而往前倾，脊椎没有了支撑的作用。他们把病况告诉我之后，询问我有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用脊椎手术，使他能够坐起来。”

　　马昆说：“我当时告诉三○一医院的大夫及一位曾在美国留学过的吴之康大夫，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中国大陆显然没有这种设备，因此他们要求我是否可以在北美洲找一家医院，为邓朴方开刀。“行医这几十年来，我个人的作风是，在医学问题和治疗的过程中，有任何挑战，我必定设法克服。我把邓朴方的案例当成一种挑战，原因不在于他是邓小平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个急需救助的病人。“邓朴方当时所遭遇的困难是：这种手术的开刀费用大约是25万美元左右，加上手术后的住院费用及其他医疗费用，总共可能要花50万美元。而邓家凑不出这笔经费，中国政府也不能用国家的钱为邓朴方治病。于是我回美国后，曾想和华府的华特里陆军医院联系，希望他们能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是，由于邓朴方没有一点军方的背景，而当时中、美双方虽然已经建交，但许多管道还没有通，国务院方面也不太能插手这件事。“后来我想到我的好友、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哥登·阿姆斯特朗，当时他是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的主任医生，我和他是至交。他一听到这件事，马上答应全力促成。”

　　今年69岁、现在已退休的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世界脊椎外科界声誉卓着，成就不凡。他说：“我和马昆大夫是多年好友，是他促成这件事，我不过是通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要求协助，我自己不要分文手术费。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据说这是总理杜鲁道亲自批准的。邓朴方则支付他本人和护士到加拿大的旅费。这件事我的印象深刻是因为，身为邓小平的儿子，他们居然凑不出急待救命的医药费，而且在手术完毕，他需要复原期间，为了省钱，他不能住进康复中心，只好搬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住。”据邓朴方说，连那笔旅费也是全家人凑出来的。

邓朴方虽然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能坐起来，但是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肾功能差，有一个肾已经萎缩，肝、肺功能都极差，而且，由于80%的皮肤已经失去排汗功能，在夏天，气温高，必需大量出汗的时候，他身体只有一小块皮肤能出汗，浑身就会发烧，因此，他必需大量喝水，他平常用一个大白色搪瓷杯子喝水，借水来降低体温，所排的尿就流到随身携带的一个容器内。以这种病体上山下水去进行全国性残疾人福利工作，自然辛苦。他的一位助理说：“每次他出差工作回来，总是要病一场，他其实根本不适合在外头劳累，可是他偏偏不顾一切全力投入工作，谁也阻止不了。”“这种降在我身上的责任，很难说是命中注定的。”邓朴方说，“不过，事情进展到目前这个地步，我想或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事实上，‘文革’后期我住在三○一医院的时候，就有过要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构想。当时和病友王鲁克(中共名将王树声之子)及一批志愿为残疾人工作的同好约见民政部和卫生部的部长，为提倡残疾人的福利初步交换意见，并在1983年3月15日组织了‘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当时只想筹设一个康复中心，后来工作越深入，越觉得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应该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于是，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到了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及‘中国残障人协会’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目前该联合会各分支机构已遍布全国，每个县都有一个‘残联支会’。1990年12月28日，中国大陆颁布‘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的权益列入法律保障。”-

　　由邓朴方领导下的残疾人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轰轰烈烈工作可以从几个数字看出来：在三年内，进行了50万宗白内障复明手术，在全国进行了16万个病例的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手术，在全国设置了26个省级聋儿康复中心，593个聋儿语训部，一千多个社区康复站，1300个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工疗站，750个工作训练班。为了这些让其他国家都为之瞩目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佩雷兹特别颁发“和平使者奖”给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国社会发展及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则颁发特别奖给邓朴方。

　　邓朴方不是个身体正常的人，他也曾经想过自己一旦身体不行，倒了下去，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会不会跟着垮的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没日没夜拼命干、要打好基础的原因。我现在除了办一些具体的事之外，还要提供一些基础，比如思想的基础，要使社会普遍认识残疾人的问题，要使残疾人本身怎么认识自己。我提倡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这八个字方针，又提倡‘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这‘四自’精神，把这些精神融进工作里。此外，我要把组织建立起来，把‘残联’组织扩大到县里，每个县总有两三个残联编制，只要有两三个人每天盯着残疾人工作，这种事就不会泡汤，就算不是跑步，也总有人在做事。官僚主义是有的，但是我们除了组织之外，还提倡人道思想，有了人道思想，就会有同情心、有爱心、有品德。这样，我们就能把基层组织和整个建设都串起来，这样的事业体系，不管谁来抓，都会有作用，不会泡汤的。”

　　次子：邓质方　又名邓梓方，生于1952年。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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