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曾设宴相请。席间周恩来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说，沈醉的后半生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发奋读书创作，以冷峻、犀利的笔锋剖析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人。此间，沈醉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病死狱中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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