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陈东海受命于西线剿匪总指挥的第二天夜晚，已是午夜之后，他忽然接到王震的电话，让他立刻赶到新疆分局，说是还有一些关于剿匪的问题与他谈谈，他随即驱车来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分局原是盛世才时代的督办公署，是新疆最高官邸，内有东大楼、西大楼和新大楼等主要建筑。王震的办公室就设在新大楼内。因迪化市电力奇缺，夜12点开始停电，整个市区一片黑暗，新疆分局也不例外。不过为了照顾王震深夜办公的习惯，在他的办公室拉了一条特殊供电的专线，因此他的办公室窗户仍然亮着。陈东海的车子刚刚停在新大楼门前，王震的警卫员便迎了出来，随即陪同陈东海来到王震的办公室。

陈东海向王震敬礼，王震还礼后请陈东海坐到沙发里，随后笑道：“打扰你们睡觉了，总想改改这种颠倒黑白的毛病，可就是改不了，也许这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吧。”

陈东海也笑道：“彼此彼此，这毛病我也有的，你打电话时，离我睡觉的时间还早着呢。”

王震说：“那好，既然这样，我也就不说什么客气话了，咱们言归正传吧。关于敌情和部署，我在军区剿匪会议上已经讲过了，现在找你来是想再强调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克服轻敌麻痹思想。我们一些同志，一提到乌斯满和尧乐博斯，总以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流窜的叛匪，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被我们消灭了，难道这些叛匪还能翻起什么大浪？这种思想实在是要不得的。最近我们一些零散部队受到损失，实际就是这种轻敌麻痹思想的结果。驻哈密部队罗少伟副师长的牺牲，实际也是这样轻敌麻痹的思想造成的。一个高级指挥员，竟然不问敌情，贸然驱车通过峡谷，结果惨遭叛匪伏击，车毁人亡，无一人幸免。一定要教育部队牢记这个血的教训。”

陈东海听到这里，也列举了一些自己部队因轻敌麻痹而造成的损失，特别是一些后勤人员和少数到深山伐木的战士，有的竟全部被匪徒们杀害。

王震继续说道：“这些其实还只是军事上的轻敌麻痹思想，更严重的还是政治上的轻敌麻痹思想。乌斯满也好，尧乐博斯也好，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首先是一股极端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都有着险恶的政治野心。在美英帝国主义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策动和支持下，他们打着“保卫民族”、“保卫宗教”旗号，出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发动了武装叛乱。

现在这两股匪徒，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新疆的反革命中心，许多潜伏的反革命势力，包括那些仍然留在新疆的外国势力，如英国领事何仁志等，他们都在眼巴巴望着乌斯满和尧乐博斯的行动，都想乘机而起。总之，对于这帮匪徒千万不可轻视，要把与他们的斗争，提到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高度上来。”

陈东海听了这一番话，感到很受教育，有些激动地说：“司令员，你说的这些太重要了，据我了解我们不少同志，还没有把这场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我一定原原本本地把你说的这些话传达给部队。”王震说：“那好，不过当我们强调不可轻视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甚至产生一种恐敌或畏难情绪。记得去年11月我刚到新疆，曾有过一次伊犁之行，在那里听到不少有关乌斯满的传闻，有的竟把乌斯满吹嘘得神乎其神。

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甚至向我提出，如果乌斯满武装叛乱，在平息叛乱时，要不要苏联出兵相助？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当即对他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完全有信心平息任何武装叛乱。他乌斯满过去与盛世才和国民党周旋，不就是打游击战吗？如果用这一套战法对付我们，他算是找到冤家对头了，因为我们就是打游击战出身的，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打游击战的祖师爷，他乌斯满岂能是我们的对手？那位外交官听了我的话一笑置之，好像我是有意向他吹牛似的。现在据说又有人在鼓吹乌斯满的神出鬼没，鼓吹乌斯满如何难打，如果这种论调出自敌对势力的造谣惑众，倒也不足为奇，如果出自我们自己内部那就值得注意了。”

陈东海附和说：“我也听到一些类似的议论，有的还确实出自我们自己内部，比如我师有一个汽车连，因遭到敌人埋伏，损失惨重，就有点由轻敌变成恐敌了。据他们连长说，有的战士一说到乌斯满，真有点谈虎色变呢。所以你刚才讲的在强调重视敌人的同时，又要防止过高地估计敌人是很对的。”

王震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一定要把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目前乌斯满号称三四万人，尧乐博斯据说也有数千之众，其实他们都没有正规军队，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欺骗和裹胁的群众。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在乌斯满那里，还有一些部落头人，实际也是被迫或上当受骗的，有的和乌斯满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把这些人争取过来尤其重要，因为一旦把他们争取过来，他那个部落的群众也会跟着过来的。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匪首，也要区别对待，要注意分化瓦解他们，要集中力量打击以乌斯满和尧乐博斯为首的极少数叛匪头子。

这样，就会把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孤立起来，一旦他们脱离了群众，便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在争取受骗群众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也需要讲清楚。对于乌斯满这个人，我们原来也是想把他争取过来的，我们曾经派过好几个代表团与他谈判，我也曾亲自给他送过信，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冥顽不化，决心与我们对抗到底，我们也只好把他宣布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公敌了。关于尧乐博斯，因为他参加了起义，我们对他一直持欢迎态度，而他却欺骗了我们，一直没有改变他作为国民党忠实走狗的本性，他刚刚逃离哈密，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便委任他为新疆省主席，看来他的叛逃是早有预谋的。说明这些情况，可以教育那些受骗群众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从而尽快幡然醒悟，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王震结束了有关剿匪的问题的谈话之后，又谈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陈东海离开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

陈东海向大家介绍了王震接见他的情景，所有到会的同志都深受教育，都纷纷表示一定遵照王震的谈话提高自己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他在谈话中的要求与指示。陈东海对大家的表示非常满意，随后说道：“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乌斯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我的意见是组织一支精干的侦察部队作为主力的先导，他们可以把侦察到的情况随时向主力部队报告，主力部队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部署，这样就可以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徒劳往返了。”

对陈东海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铁木尔团长还建议在这支侦察部队中要增加一些熟悉情况的哈萨克战士，比如像布尔库特这样的战士，必要时可以化装成哈萨克牧民深入到敌人的腹心地区，以便把情况搞得更加细致准确。陈东海听了觉得这意见很好，特别是提到布尔库特的名字更是极表赞成，最后他不由把目光转向一直坐在帐篷一角的侦察科长张兴，问道：“你是侦察科长，你有什么意见？”

这个张兴是陈东海特意带来的他那个师的侦察科长，是跟随他转战多年的老部下，但其人的年龄并不大，只有二十四五岁，而且长得十分英俊，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闪动着一个侦察人员特有的镇静和机敏。他见陈东海点了他的名，便说道：“我的意见是，这支侦察部队可以以指挥部侦察排为基干，再抽调警卫排一些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加强这支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我也非常赞成吸收一些熟悉情况的哈萨克战士，特别是像布尔库特这样的战士；此外我请求亲自带领这支部队去执行任务，并希望携带电台一部，以便及时与指挥部联系。”

陈东海当即同意了张兴的意见，最后说：“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会就开到这里吧，有些具体事宜再个别解决好了。”

散会以后，干部们走出拥挤的帐篷，都不禁伸展一下有些疲倦的筋骨，贪婪地呼吸着野外特别清新的空气。

营地上依然燃烧着一堆堆篝火，战士们仍在围着篝火说说笑笑。在布尔库特那个排的篝火周围，战士们却在凝神地听着布尔库特的弹唱。布尔库特是全团有名的歌手，大家也都知道他是闻名整个阿山的艾比阿肯的养子，由于从小受到艾比阿肯弹唱生涯的熏陶，他不但能够随口编唱生动的诗歌，冬不拉也弹得很好，战士们都把他那灵巧的手指誉为“金指头”。他已经弹唱了好一会儿了，开始弹唱的多半是大家熟悉的传统民歌，现在他正结合着自己此刻的心情，即兴编唱着新的诗歌：

勇敢的山鹰啊栖息在古老的山崖，

它闭上眼睛也能看穿森林的秘密，

可怜的山鹰啊难道你的眼睛昏花了吗，

为什么你看到的将军没穿靴子？

没有肩章还穿着战士的军衣，

跨上战马却又疾风一样飞驰，

他身为将军却又像一个士兵，

天哪这真是世界上最难猜测的谜语……

战士们正听得津津有味，布尔库特却突然终止了弹唱，而且蓦然起立，大声喊着口令：“立--正！”

战士们听着口令，几乎是本能地站了起来，但他们仿佛还没有搞清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陈东海在铁木尔团长陪同下从身后走到大家面前，才弄清了事情原委。

陈东海望着一个个挺胸站立的战士，说道：“坐吧，请坐，请坐吧。”一连说了好几遍，翻译也照例翻了好几遍，战士们仍挺胸站立，不肯坐下。陈东海又说：“在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内务条例上，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在休息或娱乐的场合，可以免去这些礼节。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是师长，也不是西线剿匪总指挥，我和你们同样是一个士兵，是与大家同欢乐的一员，你们可以同我说笑打闹，不该有任何拘束，只要你们在战场上听从我的指挥，这些平时的礼节完全可以免去的。怎么样，懂我的意思了吗？”

战士们仍然挺身站立，齐声回答：“是！”

“看，又是礼节。”陈东海摇摇头说，“看来你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好了，如果你们不坐，我可要先坐下了。”说着，果真坐了下来。战士们不由面面相觑，最后把目光瞥向布尔库特，布尔库特做了个让大家坐下的手势，战士们这才坐了下来。

陈东海见状不由笑道：“山鹰同志，原来问题在你这儿呀，我再重说一遍，今后休息和娱乐场合，一律免去这些礼节，否则我要拿你是问。”布尔库特正欲大声答“是”，但转念之间便意识到此举又要触犯陈东海的戒律，于是又急忙把这个“是”字咽回去了。布尔库特这瞬间的思想变化，并没有瞒过陈东海的眼睛，不由得暗自笑了，随后问道：“山鹰同志，刚才已经听到你的歌声，你在唱什么呢？”

布尔库特闭口不答，脸上流露出不太自然的微笑。这时，铁木尔团长不由说：“师长，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是在唱您。”陈东海说：“唱我？我有什么可唱的，是不是在骂我呀？”那个叫克里木的战士忙说：“不，他是在歌颂您，不过他说他有点不明白，您身为将军，为什么不戴肩章、不穿靴子，还穿着战士的军衣，他说这真是世界上最难猜测的谜语。”

陈东海这才恍然大悟，不由说：“关于肩章问题，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建立军衔制度，想戴也没有啊。这个，你们倒是走到全国的前面去了，不过等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军衔制度，你们这种完全模仿苏联红军的肩章，恐怕也要改一改呢。关于总喜欢穿战士的军衣，这倒是个不大好的习惯，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服还是有的，可是我总觉得穿上战士的军衣更随便一点，为此还经常受到军长的批评呢。至于靴子，我倒是很喜欢，但我们的供给部门还没有发这种东西，自己买吧，老实说我还真有点买不起，也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陈东海说到靴子，显然带有玩笑的成分，布尔库特却听得十分认真，当即问道：“总指挥同志，您真的喜欢靴子吗？”

陈东海还没有弄清布尔库特问话的真谛，随口答道：“当然喜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还有过一双，那还是从一个被击毙的日本军官腿上扒下来的，穿了好多年哩。”布尔库特听了异常高兴地说：“太好了，既然这样，我送您一双。”说着，撒腿跑回帐篷，拿来一双崭新的带马刺的靴子，恭敬地捧到陈东海面前，恳切地说：“这双靴子我一次也没穿过，如果总指挥看得起我，就请您收下吧。”

对陈东海来说，这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他真后悔由于自己几句戏言竟招来这种后果，忙说：“不不，这怎么行呢。”

这时，铁木尔插进来说：“师长，按照哈萨克人的风俗，您是不能拒绝的。”陈东海说：“不，我们是在执行战斗任务，靴子对每一个战士都很重要，特别是作为骑兵，这种带马刺的靴子就更加宝贵。”铁木尔说：“正是因为这样，布尔库特才作为礼物送给您的，如果您担心布尔库特没有靴子穿，我们供给处随时都可发给他，可是如果您不接受他的这个礼物，他会感到是莫大的耻辱。”

陈东海听了这一番话，便欣然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收下了。”说着，接过靴子，而且立刻穿在脚上。靴子尺码多少大了一点，大体上还算合脚。陈东海左顾右盼地看着靴子，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由于一时的高兴，他竟然跳了几步俄罗斯的踢踏舞，使这双靴子顿时生辉，逗得战士们大笑起来。笑声平息以后，他走到布尔库特跟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个宝贵的礼物！”说罢，看了看表，随即向战士们告别。他见战士们仿佛又悄悄地准备着什么，又急忙说：“我再说一遍，在这种休息和娱乐场合，要免去一切礼节，我请你们务必不要再站起来。”

这次，战士们真的没有再站起来，而且都表现得非常自然。他们是那样亲切地目送着陈东海等人的背影，直到他们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

布尔库特真是兴奋极了，他不禁又弹起冬不拉歌唱了起来：

勇敢的山鹰啊栖息在古老的山崖，

它闭上眼睛也能看穿森林的秘密，

勇敢的山鹰啊你的眼睛并没有昏花，

世界上也没有猜不破的谜语。

将军的战马像疾风吹散深山的迷雾，

将军的语言像金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灵，

原来他和我们同样是普通一兵，

只有在战场上他才是一个将军……

当人民解放军重兵云集在河西重镇酒泉时，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悄然离开新疆首府迪化，潜入奇台和乌斯满密谋策划。1950年3月19日，尧乐博斯带领匪徒离开哈密逃进南山。于是，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汉和骑兵第七师反叛官兵勾结在一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乌斯满（哈萨克族）是北疆有名惯匪，从30年代开始，就专事啸聚部众，杀人越货，逞强行霸。三区革命时，窃居阿山专员职务，暗中却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对抗三区革命，得到国民党军事装备和各方面的支持。他不仅有2个团，而且利用民族关系控制着哈萨克族头人。

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是国民党哈密专员，乌斯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为了收买他，特地派去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舍身救国队员）做他的小老婆，使之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贾尼木汉（哈萨克族）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是一名政客，很早就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对起义逃进南山。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匪徒便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同年4月，叛匪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驻守哈密东北地区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的部队发动攻击，并对各族群众进行大肆烧杀抢劫。在短短2个月内，即发生抢劫案300余起，烧毁民房30余间，打死打伤群众130余人。他们把奇台南山大、小红柳峡一带作为反革命的巢穴，东向巴里坤取包围态势，伺机夺取哈密，截断人民解放军与关内交通。又以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窜犯，企图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示，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根据匪情，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第十六师在哈密，第十七师及第五军第四十团、第六军骑兵团、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一部在迪化至奇台一线。王震司令员还将胡鉴指挥的战车团调归第六军指挥。剿匪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尧乐博斯匪徒和骑兵第七师部分叛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新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迪化。

3月25日，新疆军区派出第十六师、十七师、第六军骑兵团、第五军第四十团、骑兵第七师一部、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等2．5万多人，并出动了飞机和坦克，西线指挥程悦长、东线指挥吴宗先，在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配合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4月1日下午，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率机要秘书、参谋、报务员、警卫员等6人，乘小吉普车一辆，亲赴七角井前线侦察，未与主力同行。行进途中，于七角井以东车古泉山地隘路，被叛匪40余人伏击，罗少伟等5人壮烈牺牲。罗少伟牺牲时年仅30岁，是解放战争以来西北战场牺牲的第一位师级指挥员。

4月14日，剿匪大军兵分两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日夜兼程，向叛匪巢穴大、小红柳峡奔袭，出其不意地突入匪集。匪帮乱成一团，丢下大批尸体，纷纷四散逃命，仅乌斯满和少数头目侥幸逃脱。

在天山高峰天格尔大坂之下，另一股叛匪头子乌拉孜拜（哈萨克族），也在绥来、景化、昌吉等地，裹胁l万多牧民叛乱。乌斯满向北塔山地区逃窜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后，企图通过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逃天格尔大坂，与乌拉孜拜汇合，进行反扑。为了粉碎敌人阴谋，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勇猛追击，严密封锁。同时，又及时打响了天格尔大坂的围歼战，歼灭叛匪大部，仅匪首乌拉孜拜带20余骑南逃。

3月26日，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第二连，由副营长胡青山带领进驻伊吾，与主力部队相距100公里。在主力进剿骑兵第七师叛乱时，二连突然被尧乐博斯匪帮包围。敌人破坏了交通，切断了电话线，使二连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二连孤军与匪作战，英勇地坚守伊吾40天，击退敌人7次大规模的进攻，毙匪53人，直至5月7日始与东进部队会师，完成了保卫伊吾的光荣任务。5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来电嘉奖二连，后又授予“钢铁二连”光荣称号，授予胡青山“战斗英雄”称号。

在剿匪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历经千辛万苦，进军红柳峡，翻越冰大坂，奇袭北塔山，在人迹罕至无水无草的五百里将军戈壁上追击叛匪，战胜重重困难，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对敌人穷追猛打，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实行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6月15日，新疆军区发布剿匪战报，宣布新疆剿匪部队自3月分东西路钳追乌斯满、尧乐博斯残余股匪后，西线骑兵已沿北塔山一带向西清剿乌斯满残余匪徒；东线部队兵分三路追击南窜的尧乐博斯残余匪徒，并在黑山头以东扫清了曾在七角井一带进行破坏活动的哈巴斯股匪。

6月20日，新疆军区再次发布战报，宣布剿匪部队自3月5日以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大股匪帮业已击溃，剿匪斗争获得重大胜利。

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尧乐博斯等少数残匪，经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参加叛乱的国民党起义军官马占林（副师长）被俘，乌斯满于1952年2月在甘肃被捕获，贾尼木汉、乌拉孜拜亦先后就擒，仅尧乐博斯只身逃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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