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03年，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进一步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太后，不敢抗争，欲与沙皇俄国缔结这一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岂料《中俄密约》尚未签署，其详细内容就通过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舆论为之一片哗然，国人群情激愤。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这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一惊天消息公之于众的爱国记者名叫沈荩，他因此获罪而被清廷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杀的新闻记者。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史载，其“性直倔强，雄于胆略”。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民族的危亡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期间，沈荩积极主张变法，认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效。他和湖南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触，交往密切。唐才常与谭嗣同同乡，同师于欧阳中鹄，并称为“浏阳二杰”。维新变法失败后，沈荩留学日本，其政治态度也迅速由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成为了坚定的革命主义者。

　　一年多后的1900年春天，沈荩从日本归来，在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共同组织革命组织“正气会”，随后又更名为“自立会”。沈荩任自立会干事。自立会公开宣布“我等认为满州(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谋求“新造自立之国”。自立会以汉口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以会党群众和清朝下层士兵为骨干的“自立军”。自立军共有七军，湖北新堤为右军，沈荩为右军统领。下辖6个营。7月24日，沈荩携带花银二千余元赴新堤，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研究部署在新堤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并决定在8月15日举行起义。

　　唐才常在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后决定于7月28日在汉口起义。谁知在27日晚，张之洞就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7月29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

　　唐才常是自立军总司令，他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在新堤一直关注革命态势的沈荩得知汉口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主要领导人殉难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表示“继续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的决心，会议决定提前举行起义。28日，“右军所部起事”。当天晚上，新堤卫队营偷袭清军水师营，各地自立军二千多人纷纷响应，自力军的黄绫旗“插遍全市”。然而，由于寡不敌众。沈荩领导的新堤起义也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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