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7月25日，随着丰岛海域的隆隆炮响，甲午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对于中日两国国运，乃至整个亚洲的局势都产生深远影响。时值甲午战争爆发两甲子，《环球时报》推出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日本当今很多右翼分子篡改历史，宣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是被迫卷入的，因为当时日本国力远弱于中国，能“以弱胜强”靠的是全国上下一心和日军奉行的武士道精神。《环球时报》记者通过查阅日本方面史料，试图还原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那个无论在经济、军事、情报还是舆论等各领域都充斥着硝烟味道的日本社会。

　　从上至下为海军筹钱

　　经过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在近代化工业领域已经超过当时的中国。1893年，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6万吨船舶，航线通达亚洲各地，中国只有一家轮船招商局，总吨位不及日本1/6。到1894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以上;同年年底，中国仅有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铁路425公里，仅为日本铁路里程的1/8。

　　然而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明确远大的海军战略目标。明治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他决定把原来幕府海军集中起来，要求各藩所辖军舰全部“献”给中央政府。同时明治天皇立下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让日本未来的海军规模超过英国，为此日本政府的拨款大幅向海军倾斜，不但海军经费猛增至和陆军等同，其他资金也多用于海军。

　　自1893年后的6年间，明治天皇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这笔费用超过皇室开支的1/10。此举带动日本政府和议员主动献出1/4薪俸用做造舰，其他公务员也捐出薪俸的一成用于海军发展。明治天皇用“饿肚皮”的方法给文臣武将起的“带头作用”，令日本军人得知后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日本民众也接近疯狂。当时的记录显示，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捐献10钱，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

　　这期间，欧洲几大造船厂也都能看到日本官员的身影。这些矮个子们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到处鞠躬，拼命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的舰船出售。后来日本人的回忆录称，欧洲人见其样子可笑常常讥讽之，他们只能“泪流满面，但马上露出笑容继续询问”。

　　军政要员为战争四处串联

　　陆奥宗光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被日本尊为“外交之父”。从1892年8月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到1894年7月才两年便在朝鲜挑起中日战争，被陆奥宗光看作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将来有人编写中日当时的外交史，必以朝鲜之乱为开端。陆奥宗光上任后极力推动与中国开战，并将自己的意图透露给同样充满野心的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

　　1893年6月，日本在华的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第一届89名学生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军事考察的川上操六亲自赶往上海参加首届毕业典礼。负责学校教务的著名间谍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希望诸君暗查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川上操六在中国的视察结束后回朝鲜时，握着日本驻朝鲜公使大石正已的手激动地说：“在你的帮助下，我仔细地查看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没有腿(指交通机构)，我军战则必胜。”

　　为刺探中国情报，除了川上操六这样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考察外，日本还向中国派出各种间谍。其中最著名的是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他被称为“中国通之第一人”。1893年10月，宗方小太郎应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大量报告，内容涉及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方面。

　　1893年10月，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根据相关情报表示：中国于1885年后在军事上再无可观投资与重大建树，军人吸食鸦片，精神颓废、士气衰微，而兵要在于精炼，此绝非二、三年即可练就。同年10月，小村寿太郎出任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他积极倡导“日清开战论”，被称为“开战的急先锋”。小村担任代理公使期间，精心搜集中国情报。北京外交界称他为“鼠公使”，讽喻他犹如老鼠般狡诈地盗窃中国的情报。

　　曾担任日本第4任和第6任首相的松方正义，甲午战前正以前首相身份在家赋闲，但他对中国的野心却从不收敛。伊藤内阁成员常找他征求意见。松方正义认为占领北京虽“声名赫赫”，但“实际利益”远不如占领台湾重要。他还强调，“今日不能占领(台湾)，则将永远失去占领的机会”。

　　精英阶层试图改造对华观点

　　不过在1893年，日本社会普遍还是将中国视为上邦大国。《明治大正见闻录》的作者生方敏郎记录说：“直到战争开始那天，日本老百姓也从没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好，更别提对中国有什么憎恶之情了。”日本评论家荒?寒村在《寒村自传》里也记述，“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中国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

　　然而此时日本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反复宣传称，中国是个排斥近代化、因循固陋的落后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三者相较，彼二国何其相似乃尔，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

　　甲午战前，日本媒体已相当开放，激进媒体也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国民新闻》称，“如政府屈服于中国，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顺利推动，原本只停留在知识阶层的中国蔑视意识，很快渗透到普通日本民众中。

　　伴随着这种思潮，日本舆论也在贬低清朝来鼓动战争。日本学者荒尾精在报告中称“清政府只派文官担任军队统帅，文弱之风已成。这些文官平时不是贪污受贿，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指甲长短，向来不留意军务。军中高级将校大多目不识丁，平时沉溺于酒色与赌博，毫无志气与操练。此种将校、军队不足惧。”日本民权思想家尾崎行雄则称：“中国历代有贵文贱武之风，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中国未能制造出一击置人于死地之锋利武器。”

　　时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的高田早苗也向政府建议:“清国与我之战，犹如大力士与柔术手格斗，清国拥有四亿人口，力量自然胜于我国，然彼不懂战术，我则熟知之，故以我之有术抵其无术，恰如柔术手击毙大力士。”

　　来自日本从上至下的这种推动，让战争机器的启动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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