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作者：郑君雷 原题为：“中国边疆考古”的认识论

　　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边疆考古学文化分区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因此边疆考古的学术课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１、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西藏、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西藏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⑾。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⑿。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⒀。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⒁。“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备注：注释按惯例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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