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早期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有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习惯，狩猎、畜牧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契丹建国后，仍然沿袭过去的游猎传统，国家虽设有五个京都，但皇帝很少在京城，而是随着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化四时游徙，在其各地所设的行帐中一边游猎，一边办公，由此便产生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制度。《辽史?营卫制》对这种四时捺钵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春捺钵主要是钓鱼、捕鹅雁，地点在长春州东北35里的鸭子泺(今吉林省月亮泡)。皇帝一般是在正月上旬由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出发来到这里，先凿冰钓鱼，到冰解之时捕鹅雁，并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

　　夏捺钵无定所，一般多在黑山(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东汗山)东北的吐儿山，主要是避暑纳凉，暇日从事游猎张鹰。六月上旬来此，七月中旬以后离去。秋捺钵在永州(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西)西北五十里的伏虎林，主要是入山射鹿及虎。射鹿时，事先埋伏在鹿饮水必经之处，待鹿来饮水，令猎人吹角效仿鹿鸣，鹿集至则射杀之，称作"呼鹿"。冬捺钵在永州东南的广平定。此地多沙，地势平坦，冬天稍暖，契丹皇帝多在此"坐冬"避寒，时常射猎讲习武艺，并与大臣议论政事、接受宋等国使臣的朝贺。辽帝的四时捺钵，随员是相当多的，契丹大小官员和部分汉官皆同往。在夏、冬两次议政会议完毕后，即春、秋捺钵时，大部分汉官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汉族事务。

　　我国历代中原王朝都有一个固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帝在这个中心之内号令天下，安国治民。同时，这个中心也是皇帝的安乐窝，除御驾亲征、出巡视察外，皇帝们都在这个窝里蛰伏着。那么，为什么偏偏契丹皇帝不辞劳苦、岁无宁居、周而复始地搞捺钵呢?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游猎民族习俗和几千年民族心理积淀使然，是一个民族保持强健的缩影。四时捺钵虽然是皇帝的活动，但也反映了契丹人早期日常的经济活动。另外，辽帝的捺钵活动还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是辽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各捺钵处不仅仅是皇帝网钩弋猎，消寒避暑的场所，也是处理政务，召开国家级和地区级会议，接见各国使节，受纳聘礼的所在。

　　辽代皇帝的捺钵制度，很像我们今天的"现场办公"，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现场办公制度"。这个颇具特色的四时捺钵，也为后来的金、元、清王朝统治者所接受，但其内容、规模都有了变化。金王朝捺钵形式几乎与契丹相同，但居留时间短、行动简单、多为嬉游、无关政治;蒙古大汗的活动也类似契丹捺钵，但只在夏秋出塞，春冬在燕京;清朝皇帝亦部分保留了捺钵风俗。我们在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了解到，康熙皇帝于公元1703年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建造了避暑山庄，1681年在今河北省围场县辟建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都要带领王公大臣、各级将士浩浩荡荡地开进这里设营、围猎，还进行一些接见外国使节的活动，给捺钵留下一抹儿悠长的余韵。

　　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苏木(乡)向北走约10公里，便来到深藏于大兴安岭崇山峻岭中的辽庆陵。这里青山环绕，林木茂密，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着永庆陵、永兴陵、永福陵三座辽帝陵墓，其中以永庆陵保存最好。永庆陵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的陵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十分珍贵的壁画，大致数一下，共画各类人物70余个，这些人物有吏仆、侍女、文臣、武将，也有奏乐人员，他们或叉手侍立，或来往忙碌，大部分是男像，多为髡发，少数戴圆帽或直脚幞头。当地文物管理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些壁画上的人物多为契丹人，也有汉族或其他民族，反映了辽代'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缩影。"

　　文物所同志所说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是辽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一原则的创立，有效地解决了辽代各民族的诸多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契丹社会整体的封建化进程。我们在采访中获悉，辽代是一个多民族的朝代，在其统治的我国北方广大区域内，生活着契丹、奚、阻卜、汉、渤海、女真、回纥、室韦等诸民族人。他们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从事半渔猎半畜牧业生产。有些地区处于比较发达的封建制阶段，有些正处在农奴制发展阶段，也有些还处于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面对这些复杂的局面，契丹统治者根据各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创制了一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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