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二月四日唐寅生于苏州阊门内皋桥南吴趋里一个市民家庭。因为是寅年所生,属虎,所以名“寅”,字“伯虎”。后来,又因“虎”而更字“子畏”。中年以后,又“归好佛氏”,故自号“六如”。
唐寅相貌英俊,天资聪明,是唐家的白眉。明代的科举制度,给普通市民提供了入仕的机会。唐寅的祖上从没有出过读书人,父亲把希望寄托在唐寅身上,指望到这一代能够发家,光宗耀祖。因此,他花钱请了举业师来教唐寅。由于全家指望唐寅读书做官,所以他得以“不问生产”,“闭门读书,与世隔绝,一声清磐,半盏寒灯,便作?梨境界,此外更无所求也”。
对于天才的自负和对精神生活的沉湎,使唐寅成了一个清高的少年。他就像后来在自己的“项脊轩”中“盱衡天下”的少年归有光一样,似乎也不怎么把天下放在眼里。当比唐寅年长十岁的祝允明听说了少年唐寅的才气而来造访时,唐寅正处在这样一个年龄,这就难怪祝允明要屡次碰壁了。祝允明出身名门,其时正因为提倡古文辞而名声大振,他主动屈尊前来造访,唐寅却不予理睬,也可想见唐寅的傲气了。后来,也许是为祝允明的诚意所感动,或者是为祝允明的名声所吸引,唐寅终于也伸出了自己的手。有一天,他忽然送了两首诗给祝允明,表露了自己高傲的心迹,“乘时之志铮然”。祝允明作为一个青春时代的过来人,理解少年唐寅的心情,在答诗中劝唐寅还是“少加宏舒”为好,“万物转高转细,未闻华峰可建都聚;惟天极峻且无外,故为万物宗”。唐寅敏感自傲,祝允明脱略大度,两人的性格相辅相成,从此开始了持续终身的友谊。
成化二十一年(1485)左右,唐寅以第一名考入苏州府学,初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但唐寅在府学里不仅是“不务正业”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士子。说来也巧,唐寅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张灵的,也是市民出身的少年才子,人极聪明,文思敏捷,好交朋友,喜欢喝酒,善画人物,又喜古文辞,受到祝允明的赏识,罗致门下。唐寅与他气味相投,很快便形同莫逆。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游玩,做出许多荒唐行径。传说唐寅曾与张灵一丝不挂地站在府学泮池中以手击水相斗,说是进行水战。又传说唐寅曾和张灵、祝允明等于雨雪天打扮成叫化子,敲着鼓唱《莲花落》,讨来钱买了酒到野寺中痛饮,还得意地说:“这种快乐可惜无法让李白知道。”又传说有一次张灵在豆棚下举杯自饮,有人去看他,他自顾喝酒,不加理睬。那人怒气冲冲地来到唐寅那儿,诉说张灵如何无礼,唐寅却笑笑说:“你这是在讥讽我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不一定实有其事,但却反映了少年唐寅在人们心目中的“荒唐”形象。
不过,“荒唐”也许只是唐寅性格的外露的一面,就其内潜的一面而言,唐寅其实是一个感情极为细腻敏感的人。他有一首《怅怅诗》,表露了他少年时代的内心世界:“怅怅莫怪少年时,百丈游丝易惹牵。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尘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这首诗所呈现的,是一颗少年的多情心灵,它为每一个春天惆怅,为每一次恋情烦恼;它感到忧伤,却不知为了什么;它渴望幸福,却不知如何寻觅。这是从内心深处流出的青春自白,没有任何虚伪和掩饰。它反映了少年唐寅的生活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预示了唐寅人生道路的大致趋向。
唐寅二十五岁时,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妻子、孩子相继病殁。令人“怅怅”的青春时代刚刚过去,死亡的阴影便开始笼罩唐寅的心灵。中年以后,唐寅进一步思考生命问题,“生命短暂、及时行乐”成了他人生观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死亡的无情与切近,也是唐寅产生了求取功名、一展抱负的进取愿望。在同年所作的《白发》诗里,他咏道:“清朝搅明镜,玄首有花丝。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忧思固愈度,荣卫岂及衰。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凉风中夜发,皓月经天驰。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看到头上夹杂的几茎白发便如此感伤,恐怕和亲人的去世所带来的死亡意识有直接关系。在这首诗里,他表示自己将努力趁壮年时求取功名,这是他生活态度的另一个侧面。
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到南京参加乡试,中第一名解元。唐寅虽说看不起举业,但虚荣心却使他对这种世俗的荣誉不能无动于衷。在他的印章当中,有一方叫“南京解元”,即使在他后来身败名裂时,也念念不忘打在画上;又有一方叫“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才子”而又自封“第一”,也颇使人觉得和这次乡试第一有关;至于在他后来的诗中,则更是常常提起“领解皇都第一名”这个话柄。
弘治十二年(1499),唐寅三十岁。由于梁储的推荐以及唐寅的名声,这年会试主考官程敏政、李东阳以及其他礼部官员都已议论好要让唐寅成为本科会元,为此科增光。唐寅踌躇满志地北上了。同行的有江阴举人徐经,乃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赴京路上,他慕唐寅的名声,对唐寅很是殷勤。到了北京以后,两人来往更是密切。临近考试时,徐经仗着有钱,收买了程敏政的家人,得到了试题,他请唐寅代他起草。唐寅虽说也知道这些题目来路不明,但一则科举时代做模拟卷子本是常事,二则碍于徐经的面子,三则自己根本不把会试放在眼里,所以就替徐经做了。唐寅志得意满而又不谙世故,有一次,在朋友面前聊天时将此事漏了出来,却不料已被唐寅的好友之一都穆记在心上。凭心而论,都穆不是坏人,他为人聪明,读书用功。他年长唐寅十一岁,最早与祝允明一起倡导古文辞,当时唐寅还只是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后来,唐寅却名气日盛,而且还有点看不起他,都穆心里未免不是滋味。上一年,唐寅一举摘下解元桂冠,今年又传说要给他一个会元功名中人,心热如火,怎么能够心平气静呢?面子上还是好友,心里未免嘀咕。正好唐寅透露徐经买到考题、自己代为捉刀,都穆便有意将此事透露给一个姓华的给事中,唐寅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二场之后,华给事中的揭发书早已送到皇帝面前。皇帝一看,勃然大怒,马上命令程敏政停止阅卷,又令锦衣卫把唐寅、徐经等人抓起来。在锦衣卫狱中,唐寅尊严扫地,皮肉受苦,一下子从得意的高峰跌入失意的的深渊。回思来京时的踌躇满志,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当道者怜悯唐寅,让他到浙江去做一个小吏,算是“给出路”。有人劝唐寅还是去就职为好,以后也算有个出身。唐寅表示“士可杀,不能再辱”,断然予以拒绝。
翌年,唐寅出狱回到苏州。但是,家乡也没有安慰与温暖在等待着他。正如在生活中曾经千百次地发生过的那样,曾几何时那些捧场捧得最凶的人,现在骂他也骂得最厉害。更使唐寅感到难堪的,是家人的态度。唐寅曾经是一个全家都寄予厚望的人,也曾经是一个使全家都感到自豪的人,但是现在,却永无出头之日,从而使家人也永无出头之日。以唐寅的敏感和悲伤,碰上家人的势利与不恭,家庭生活难免不发生危机。最后,唐寅赶走了继室,又和兄弟“异炊”,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本来已经衰落的家境也因此而更形不堪,连生计都发生了困难。
但是,和唐寅内心的痛苦相比,世人的冷眼也就实在算不了什么。尤使他触景生情的,是苏州的亭台楼阁,那儿随处都留下他青春的足迹,现在却物是情非,不堪回首了。唐寅常常独自徘徊,长久伫立,内心忍受着悲哀的冲击和痛苦的煎熬。
由于生活的巨变,唐寅开始久久地思索生命的意义。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而又偶然,如此的珍贵而又美好,每想到这一点,唐寅心里便会涌起阵阵痛苦,而屡屡形之于歌唱:“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通过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唐寅树立了一种以“及时行乐”为核心的人生观,这促使他进一步抛弃了“立言垂世”的想法,选择了靠诗文书画谋生的艺术家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具有三重意义:首先,他能够靠它糊口。其次,经济的独立能够带来人格的独立,正如他自豪地宣称的:“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第三,艺术能够使他得到创造的乐趣和满足,从而使生命显得美好充实,使自我得到完善提高。唐寅凭着自己杰出的才能,在这条人生之路上赢得了空前的成功,“四方慕之,无贵贱富贫,日请门征索文辞诗画”。
唐寅“及时行乐”丢份儿人生观所发生的另一个影响,是鼓励他自己自觉地采取豪宕不羁、风流放荡的生活态度。唐寅天生豪侠,又嗜声色。现在既已被抛出仕途之外,又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偶然,便产生一种要求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更早过上符合自己天性的生活。他将与妓女周旋、僧徒结队,看作是自己的生涯,而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寻求什么功名。
弘治十八年(1505),唐寅三十六岁。这年,他在桃花坞建桃花庵别业。桃花坞在阊门内,当时是苏州的名胜之一,唐寅《姑苏八咏》组诗的第四首,便是歌咏桃花坞的,从中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花开烂漫满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桃花庵成了唐寅后半生二十余年的栖身之地,也成了唐寅与朋友们的聚会之所。唐寅非常喜欢自己的这处别业,特地为它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在这首诗中,唐寅透露了自己建造桃花庵别业的动机,这一动机和他那以“及时行乐”为核心的非功利的人生观是息息相通的。在《把酒对月歌》中,他更加有力地表达了建造桃花庵与自己人生观的联系:“……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嘉靖二年(1524)十二月二日,唐寅走完了他那沉重而又艰涩的人生道路,终年五十四岁,离他常常计算的“人生七十”还差了16年。据说他临终时写下了这么一首“绝笔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识,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寅一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真诚的生活。他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中只有极少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的精神高度。至于它的功名是否大,诗画是否工,那都是次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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