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战战兢兢地听完,惊得一骨碌坐起来,赶紧向陆贾道歉说,我长居蛮夷之地,大失礼仪,请先生千万不要介意。见气氛有所缓和,赵佗问陆贾,我和萧何、曹参、韩信相比,究竟谁更厉害?陆贾回答说,好像你更强一些(王似贤)。赵佗又问,我和汉朝的皇帝相比呢(我孰与皇帝贤)?陆贾说,皇上起丰沛,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王”的事业,治理中国。中国的人口以亿计,方圆万里,土地富饶,“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的景象(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大王手下不过几十万人,所辖之地又都是山岭、海滨,最多也就抵得上汉朝一个郡,怎么可能与汉帝相比呢(王何乃比于汉)?赵佗听罢,哈哈大笑,我不在中原起兵,所以才能在此称王,我若是在中原,未见得就不如你家皇上?陆贾不愿答理他,干脆不吱声了。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赵佗对陆贾顿生好感,再三挽留他住下。陆贾推辞不过,便在赵佗那里住了好几个月。赵佗对他说,南越国中,实在找不到一位像你这样值得交流之人,自从你来到这里后,我每天都可以听到从未听过的东西。赵佗赐给陆贾千金,相赠的其他礼物也价值千金,陆贾则成功拜赵佗为越王,使他对汉称臣,遵奉汉约。陆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朝向刘邦作了汇报,刘邦很是高兴,随即封他为太中大夫(掌议论之官)。 陆贾出使南越,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战争,维护了西汉政权的稳定,可算是有大功的臣子。 骑在马上岂可治天下 汉初政权的统治阶层主要以布衣将相为支撑,这些功臣们在灭秦、亡楚的战争中浴血奋战,协助刘邦开辟了新帝国,但他们这些人大多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文化素养严重跟不上。先不说以绛、灌为首的武将,即便是号称帝王之师的张良,奇谋天才陈平,贤相萧何等人,对如何治理国家也鲜有真知灼见。 萧何收集秦时文献主要是为了一户不落地收敛赋税,至于治国之道也非专家。毕竟在这方面缺少经验,大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由始至终,都没有人提出过有建设性的意见。说起来,也只有陆贾算是汉初时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毕竟他提出了一系列能够确保西汉长治久安的治国方针。 陆贾常在刘邦面前提起《诗》、《书》(《诗经》、《尚书》)中的教诲。《诗》、《书》是儒家经典,第一个将其带入西汉政府用做“公务员教材”的就是陆贾。 我们都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更不懂得《诗》、《书》的重要性,每每听到陆贾大谈《诗》、《书》他就发飙:老子我是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要《诗》、《书》干什么用? 陆贾尖锐地反驳道,马背上能得天下,难道还能治天下吗(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对于这个问题,刘邦压根儿就没想过。他和陆贾“马上”、“马下”的争论,其实争的正是治国之道。 陆贾不仅在观点上与刘邦针锋相对,还以史为鉴,引经据典。他侃侃而谈道,商汤、周武王皆以臣子的身份夺取天下,但后来人家则是用仁义来治理天下,这就是所谓的“逆取而顺守之”。只有“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 所谓“文武并用”是说以“武”力夺取天下,用“文”化治理天下。当年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实力都很强大,最终却因为只懂得用武力而灭亡;秦朝重用刑法,最终亡国。假若秦国统一天下后能施行仁义,效法先圣,皇上哪有机会打下秦帝国的江山呢? 陆贾用逆耳之言给刘邦做启蒙教育,阐述了两个刘邦闻所未闻的道理: 一是逆取顺守。 二是恃力而亡。 什么叫逆取顺守?“逆取”就是以武力夺取天下,“顺守”就是以仁义治理天下。什么叫恃力而亡? 自恃兵力强大的吴王夫差,晋国六卿中实力最强的智伯,还有一统天下的强秦都是“恃力”者,最终夫差亡于勾践,智伯死于韩、赵、魏,强秦亡于陈胜、吴广。 陆贾对刘邦得天下的分析最富启迪意义。刘邦曾提出过著名的“三杰”说。“三杰”说概括了刘邦灭项的原因,至少说明他还是认真思考总结过一番的。 但同时他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只总结了自己与项羽的争斗,而没有好好思考反秦、灭秦这一历史大事件。 另外,刘邦一入咸阳就想入住秦宫,这不仅将他本性中贪图享乐的劣根性完完整整体现了出来,更说明他没有思考过秦亡的原因,也没考虑过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西汉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是承秦而立,西楚霸王只不过是这次历史大变革中的插曲。 刘邦建汉之后最应该总结的是秦亡汉立的经验教训。但是,显然他脑子里压根儿就没这根弦,好在陆贾一直替他“上下求索”着这个重大课题。 基于此,陆贾才敢理直气壮地反问刘邦:如果秦能“行仁义,法先圣”,你刘邦怎么可能夺得强秦的天下? 一语中的,刘邦面露羞惭,立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让陆贾详细写了一份秦为什么会失天下、汉为什么能得天下的情况说明,并总结一下历代政权成败的经验教训。陆贾受命,著书详解存亡之道,总共写了十二篇,每一篇被呈上的文章,刘邦都喜欢得不得了。这十二篇文章最后汇集成为一本著作,就是中国思想史上鼎鼎大名的《新语》。 《新语》的出现源自陆贾对刘邦治国思想的改造工作,并由此开启了西汉初年的历史大反思,促使西汉政府走上革秦之敝、承秦之制的正确道路。 陆贾提出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三点:第一,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第二,以农为本,轻徭薄赋;第三,无为而治。 这些思想后来被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所汲取,成就了著名的《过秦论》,留下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至理名言。 军功易见,文臣难封 现在一说汉初的功臣,我们常常会想到才华出众的陆贾,但事实上,他在当时只是一位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毫无封侯的可能。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汉初因功封侯的“功”,更偏重奋勇杀敌的军功!尽管陆贾功劳卓著,但谁让他的“功”不是军功呢?所以自然是上不了台面、封不了侯的。 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来作个比较: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军功: 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军功: 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记?樊哙传》记载的樊哙军功: 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曹参、灌婴、樊哙的受封是实至名归,别人不敢议论什么,毕竟他们军功显赫。从刘邦起兵开始,诸将的军功都被一一记载下来,因功分封的时候也就少了不少麻烦。不过即便如此,诸将争功的兴头一起,也难免“岁余不决”了。由此也说明,司马迁根据如此翔实的文献所写就的《史记》,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作为文职人员的随何、陆贾,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汉初,凭口舌所立的功劳不足挂齿。当众人都认可这样一种制度时,随何、陆贾本人也就不觉得自己委屈了。 那么,这样的分封制度是否是一种惯例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萧何、张良等人封侯时的状况。萧何封侯时,刘邦认为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为?(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们一看,群起反对。这样的集体抗议对刘邦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大臣们说,我们身被铠甲,手执兵器,久经沙场,多者身经百余次战斗,少者也有好几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萧何他没有任何“汗马之劳”,没有打过一次仗,仅靠舞文弄墨,发表意见,如今论功反在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之上,这是为什么(何也)? 我们当然了解,萧何的功劳绝对不在这些将领们之下,单就后勤保障这一条来说,已经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若是一两个功臣闹别扭提意见,倒还可以敷衍一下,但这次毕竟是集体抗议(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视! 这集体提意见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功劳”的标准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军功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众人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刘邦面对功臣们的集体抗议,发表了一段有名的精彩演讲,并创造了中国词汇史上两个仅用了一次的词:“功人”与“功狗”。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的吗?众臣回答,见过。刘邦又问,你们见过猎狗吗?大家说,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什么?猎狗。发出指令要猎狗追杀猎物的是谁?猎人。你们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是有功之狗;萧何,则是发指令的猎人,是有功之人。更何况,你们追随我,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个人,萧何可是全族数十人都跟着我,这个功,怎么能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群臣自然都不敢再多嘴(群臣皆莫敢言)。 “三杰”之一的萧何封侯时遇到的麻烦,位居“三杰”首位的张良同样也遭遇了一番。《史记?留侯世家》里写道:“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这个“战斗功”就是军功!刘邦心里明白,按照军功封侯的标准,张良怎么也扯不上干系,索性亲自站出来为张良说话:“运筹策帷幄,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就连萧何、张良受封都能引出这么大的乱子,可见汉初军功封侯的标准着实根深蒂固。所以,陆贾因未立军功而痛失封侯机会,也是正常的了。 刘邦的军功封侯顺应了功臣们的诉求,切实地巩固了西汉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两大后果: 一是形成了西汉初年的军功阶层。 西初的军功阶层,特别是因功封侯的功臣,成为西汉政权的基石,是刘邦后来平定诸侯王叛乱的主要力量。 二是军功封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 像陆贾这样为西汉政权提供统治思想的重要文臣,因为没有军功而得不到分封,这不能不说是制度上的一大缺憾。 军功封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想要再立军功对每一位朝臣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因此,西汉的封侯制度势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军功封侯既然是以军功大小来判定,这就必然会致使没有军功但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与军功卓著的功臣产生利益冲突,并在某些时刻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面对两方的不同意见,刘邦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class=’page’>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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