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在开常委会的过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陆续上山，毛泽东的一个更大计划已经开始。8月1日晚，周恩来召集了一个短会，宣布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泽东将发表讲话。那天晚上，彭德怀在走廊坐着乘凉，向秘书们谈起这两天党委会的情况，哀叹地说：“主席批评我这次写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我实在难以接受。”他边说边摇着头。8月2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幕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着，大步走出门，向会场走去。

　　全会会场在庐山人民剧院即原来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会场里分散着摆了许多藤椅，大体有前、中、后之分，毛泽东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另有14人列席会议。还是毛泽东先讲。他说，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只捎带了几句，重点讲路线问题：

　　“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议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判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制等。九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明春准备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9月、10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头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几天大会，最后做出决议。”

　　毛泽东又重复了他经常讲的两个问题：团结和允许犯错误，再次举出阿Q，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等等。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不但为全会规定了“反右倾”这一主题，还将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8月3日，在分组会一开始，毛泽东就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各组组长写了一封信，鉴于彭德怀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他不习惯称“主席”的情况，建议在会议简报上一律称同志。他提出，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一律从4日起照此改正。也许毛泽东的姿态是“有错就改”，但称呼并没有就此全部改过来。特别是对毛泽东，都已习惯了称呼“主席”，改起来别扭，再者，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也使他们难以直呼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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