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文史精华》2005年12期

　　这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的死亡档案。说他年轻，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３４岁。如果他活到今天，该是一位７６岁的老人。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１日，人们发现他死在单位一间破败不堪的独身宿舍里。极少有人去过他的住处，因为“那里埋汰，臭味熏人”（调查人李文发、马杰、张丙中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３日记录）。

　　北国长春的５月，草木返青，繁花初绽。

　　背景复杂的“张氏家族”

　　张旃，男性公民。原籍广东省乐昌县，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生于北京。在１９５３年由该厂保卫科填写的“嫌疑分子登记表”上，贴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彼时的张旃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气质温文尔雅。

　　类似的表格有十余张，虽详略不一，但大同小异。

　　张旃６岁时在广东入读小学，１９３７年日军大举侵华，局势紧迫，张旃转入香港九龙一所小学就读，１９３９年又由港转入重庆歌乐山小学，后又升入重庆高中，１９４６年９月转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完成高中学业。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１９５２年于该校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同年９月调到６３６厂（即国营柴油机厂）任见习技术员。

　　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时候，正值建国初期，刚刚走出校门且“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张旃，理所当然成了被重点监视的对象。

　　张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类反革命家庭”（“登记表”之００００６）。据当年记载，其祖父张昭芹是前清举人，曾任乐昌县县长、广东军首领余汉谋手下的主任秘书长、国大代表。１９４５年“九三”胜利后，由香港赴南京参加国大选举，尔后转去台湾。

　　张旃的父亲张兹?，国民党员，南开大学毕业生，曾赴美留学。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副处长，１９４４年改任战时生产局材料处处长。１９４５年“九三”胜利后任经济部特派员，前往苏州、浙江、皖南“接收”，尔后又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总经理。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驻联合代表团”代表，并任国民党“驻菲律宾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务。

　　张兹?去台后，成为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又被称为“台湾金融界的第一颗天王星”。１９６０年７月卸任台银董事长。还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

　　张旃母亲麦翠颖，操持家务，在“家庭情况”栏内特别注明：“系官僚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动”。

　　张旃还有一兄一姐，哥哥张彬，国民党员。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助教。姐姐张初荣于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党军队，在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１９４６年留学美国，１９５０年与邵和国结婚。邵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和李宗仁先生关系密切。

　　在相关文字的材料中，还详细记载了张旃父亲的朋友孙越崎的情况。孙越崎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建国前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是张兹?的上级。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举荐他为财政部长。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计划将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厂矿及其物质财产分３路（即广州、台湾、重庆）迁移，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孙越崎，布置了这项任务。此时，李济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孙的工作，劝他参加新政府（即我中央人民政府）。在李、邵影响下，孙越崎表现“柔意动摇”，并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府财政部及资源委员会会议，孙在会上报告了参加新政府办法。在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时，孙越崎曾交出一批档案资料和个人财产。据同一份档案资料记载：孙越崎“参加我工作后，还与香港有来往，据知系个人财产问题。并借个人职权，拉拢伪资委会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权等人员，企图树立个人势力”。

　　由于孙越崎和张旃父亲张兹?的特殊关系，因此１９４９年后，张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到孙家去玩，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每月从其家中拿１０至１５万元（当时的货币，１万元即今１元——作者）以资助他完成学业。直至‘三反’运动开展后始断绝经济关系”。

　　张旃的父亲还有一位朋友也对张进行过资助。据１９５４年３月份调查材料记述，他叫张鄂联（有资料显示文革后曾任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时任秦皇岛市公私合营耀华玻璃工厂厂长。“张鄂联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三十一期党政训练班毕业，其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财政部工矿调整处专员”。

　　张兹?在张鄂联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后，该公司在港台两地存有５０００余箱玻璃，为把全部货物兑换成现款取回，１９４９年８月张鄂联曾赴港处理此事。在港期间，曾与张兹?见了面。一个月后，张鄂联返回天津，为张兹?带回耀华公司股票，在市场变卖后，全数寄给了张旃。

　　张旃姑母邓静娴，原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工作，系北大校长胡适的干女儿。去台后曾在１９５１年９月间给张旃寄过钱和衣物。其姑父钱思亮（去台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解放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与胡适关系密切，经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逃往台湾，钱思亮同机抵台（中共北大机关第一总支自然科学处支部张龙翔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２日证明材料）。

　　据张旃向组织交代，１９５１年之前，张旃曾通过父亲的友人，和父母兄姐保持了两年多的通信联系，并“从孙越崎那里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况”，为此孙越崎、张鄂联以及张家在大陆的亲属，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部门的怀疑和调查。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夕，张旃的直系亲属均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只有张旃一人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而留在大陆。因国共两党尖锐冲突所带给张氏家族的不幸，似乎命里注定要由张旃以及留居大陆的亲属来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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