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对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党派的与会人员说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

　　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真实的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战场上的接连失败，不仅令国土大片沦陷，也消解着整个军队的斗志;经济上，大后方的物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剧，更使得艰难的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那时，汪精卫叛逃重庆，本身就是一种悲观情绪下的反应。亲日派看来，蒋介石的抵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搞臭蒋的名声，以迫使他辞职，为中日媾和开辟道路。蒋介石的压力不仅来自亲日派，国民党的左派也对蒋的政策感到不满，陈友仁就曾说：“如果我们还以为蒋介石能打赢战争，我们就不能使中国和我们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躏。”也恰恰在那个时候，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人们也慢慢接触到中共地区的情况，那些报道描写了一群社会道德和个人品德都极为高尚的人物，而与此相对，关于国民党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严重挑战着蒋介石及他所领导下的政权的威信。

　　如果说，在国内，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国际上，世界几大强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犯，又几乎同时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1940年7月，仍未放弃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蒋介石预期的美国贷款也迟迟未能拿到。北方的苏联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扰，也在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国，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又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战时外交

　　在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依然表现出坚忍的不服输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因而，对于外交的过问，蒋介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审慎。

　　而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也开始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拥有紧急处分权，“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蒋介石的权力空前强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他说：“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所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来，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很难适应战时外交的特殊情况。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

　　以蒋介石“人身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战时“元首外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有现代外交以来根深蒂固的过分依赖职业外交官的传统。蒋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与外交特使，又多为孔、宋两家人员，他们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动能量，反而会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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