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朱祁钰，史上多称为“景泰帝”，是宣宗皇帝的次子。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子朱高煦。宣德朝，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结，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宣德八年，宣德皇帝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帝王朱瞻基架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孙皇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本来成王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成王奉命在御架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浚(即后来的朱见深)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张太后的受意下成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太子。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

　　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大臣门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供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

　　景泰帝即位之后，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治为之一新，同时在于谦的指挥之下，开始了京城保卫战的准备工作，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编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和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也先率领大批瓦剌骑兵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骑兵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景泰帝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

　　景泰帝在座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不惜自己变卖家产贿赂也先的亲信们，竟将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景泰帝也减了又减，将英宗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内。在处理英宗回归的问题上，景泰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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