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张学良在近代抗日史上的位置，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同时代的胡适眼里，有一个与今人的惯性认知迥异的张学良。

一、自30年代到50年代，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越来越低

　　1、九一八前夕，胡适告诫张学良“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胡适长期关心时局，张学良又长期身处时局中心，故而很早胡适就曾欲对张学良有所影响。1930年9月，张率军入关，通电拥蒋，结束中原大战，新获晋、冀、察、绥四省地盘，高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力与声望飙升至人生的顶点，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胡却在10月27日写信给张，泼了一瓢冷水：“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显见对张的能力深感怀疑。

　　胡适的怀疑并非无因。其日记1930年10月11日条下记载了他从罗文干处听来的一段轶事：“汤尔和被张学良派来北平见精卫，初甚得意，每日自译长电几百字，用密码打出。但张学良在葫芦岛，他的秘书王树翰却把他的密码丢了，故每日得电皆不知所云，电告他再译。尔和大怒，发电云：语长不能再译，语密未便交邮，徒劳无益，甚负汉卿兄委托!”军政事务事关机密，岂可“再译”为明码发送?张办事如此儿戏，让胡忍不住感叹：“这个故事真可为妄想利用武人者作一棒喝。”告诫信中的“执事不敬”，应当正是就此类问题而言。

　　2、热河沦陷，胡适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3年3月，东北军控制下的热河，不到十天即告沦陷。3月2日晚，胡适“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己。”胡适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3月6日，胡适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刊于次日的《独立评论》，文章直斥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举了张的五大罪过：“(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并将此文原稿送给张学良看，劝其辞职，将华北全部交给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

　　3、直到1950年代，胡适仍在感叹张学良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其实，早在热河沦陷的前一年的1932年8月8日，当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之际，胡适曾公开撰文《汪精卫与张学良》，垦劝张辞职，明言华北的抗日大任，决非张的能力“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胡适说：

　　“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但锦州退兵以后，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编辑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明令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张以只愿全国抗日“玉碎”、不愿东北军独自抗日“瓦碎”为由，拒不受命)。他在这个时候，若能决心引咎自劾辞职，还可以使一般人觉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军人必不能保持其权位;即使政府的威权不能立即执行其应施的惩罚，个人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潜势力终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张学良先生是个少年军人，经过了这五年来奇惨大辱的经验，他应该明白今日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他如果还有替国家做大事的野心，他应该撇开他的过去，摆脱一切障碍，努力向前途去创造他的将来。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劳效力的机会。如果他到了今日还不能有这种觉悟，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

　　1932年，张学良(左一)与国联调查团，正中是于凤至

　　但张学良没有理会胡适的敦劝，终于还是熬到热河沦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的看法跌到了谷底。12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12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胡适的文章《张学良的叛国》，表达了其对张行动的完全否定。直到1950年，胡适仍在《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中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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