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着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1927年，他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陈布雷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8岁，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追授陈布雷“当代完人”的称号。
报界奇才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着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着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自杀身亡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作为矛盾的人物，陈布雷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这些，可能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
陈布雷和女儿--两代悲歌
情深的陈布雷把这一悲剧归罪到了女儿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将哇哇啼哭的小陈琏塞进了痰盂。当惊闻哭声的家人们赶来相救时，陈布雷却疯狂地将陈琏扔往窗外，幸亏窗户外的篾棚托住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婴。清醒后的陈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十分内疚不安，至此倍加疼爱陈琏，并当即为其取了乳名“怜儿”。长大后的陈琏和陈布雷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南辕北辙，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因为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被陈布雷保释。
1948年11月，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陈琏得知父亲死讯，十分难过与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并没有割断父女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陈琏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是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处理时，夫妻二人还是相互勉励，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又因为旧话重提，被降职为校长助理。怜儿此时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爱，试图用自己的温情来抚平丈夫心中的创伤。然而，整风时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袁永熙稀里糊涂地又变成了清华大学党内“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领导们出于对怜儿的“关爱”，反复动员怜儿和袁永熙离婚。为了自己身边的3个儿女，38岁的怜儿离开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独自抚养3个儿女的道路。后来怜儿下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临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哭道：我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是因为在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现在孩子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讲你舅舅的事？
怜儿至死未再婚。但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开会，都要约孙士询到自己的房间住上一夜，为的就是打听了解袁永熙的近况。每一次都是边听边哽咽着流泪到天明。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得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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