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将于最近出版，书中披露了香港回归谈判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现摘编如下:
删掉“the”打破谈判僵局
中英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历史性的一刻
中方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 “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中方草案让英方大吃一惊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联合委员会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这个时候柯利达(时任撒切尔顾问，主管香港事务)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
1997年6月30日16时15分，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将永远不再在此升起的英国国旗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 *** 。找个大树底下谈。
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似火。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 *** 。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结果杰弗里·豪见我国领导人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中方考虑，半年也可以让，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
1997年7月1日一名英国军人卷起国旗
延伸阅读:
1997香港回归前 中英海军曾对峙72小时
作为海军护卫舰大队的一名水兵，我们驻守在祖国的最南端三亚。作为某基地的拳头部队，除了执行正常的训练、巡逻等任务外，还要经常应付一些突然而至的紧急任务。
英国舰队耀武扬威
1997年的6月底，我们部队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香港回归教育。这时，上级的一纸通报下来:英国为了显示其军事存在，准备在香港回归的前夕，派遣一支由34艘护卫舰、综合补给船组成的特混编队，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进行友好访问是假，显示其实力才是真。这点我们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1997年6月25日，当天是星期五，晚上8时是部队召开班务会的时间。靠泊舰艇的码头上，聚集着几艘舰几百号人，各舰舰员按照班的编制围坐在一起开会。忽然，大队的广播响了起来，“紧急备战备航，紧急备战备航”。10分钟后，伴随着汽笛声，一艘友舰离开了码头向港外驶去。原来，英国的一艘“大刀级”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船正在离我军港30多海里的海面上游弋。上级命令我们大队一艘护卫舰立即出航，对英舰实施跟踪和监视。
我舰第二天要执行配潜任务，计划出海时间是6月26日的6时到16时。26日一早，我舰准时离码头，向预定海域奔去。上午，我们配合潜艇进行了水下鱼雷攻击、演练了规避潜艇、对潜攻击等课目，只等下午最后一个课目练完，就可以返港了。然而，上午11时左右，舰上的报务兵到指挥所向海军赵副参谋长报告:基地有报，命我舰直插东经××，北纬××。
我舰像脱弦的利箭，取捷径穿过潜艇训练区直扑指定点（平时，水面舰艇在训练、航行时，是绝对不允许穿越划定好的潜艇训练区的。如果违反，轻则受通报，重则指挥员降职）。而这次，基地命令我们直穿潜艇训练区，可见事态的严重。
进入战斗警戒
航行中，各种情况通报和要求纷至而来。要求我们必须半个小时报一次舰位；要求我们随时注意观察海面的活动目标。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次执行的任务肯定和英国的特混编队有关。但同时，我们心中又存有疑惑:昨天舰不是已经去执行这项任务了吗？难道一艘舰的战力不够，需要两艘来完成吗？或者是友舰碰到了什么麻烦？
第二天的中午，我们离指定海域不远了。雷达兵报告，方位××，距离××，发现目标。按照雷达指示的方位，我们靠了过去。近了，近了，先是看见目标的桅杆，然后是全貌。果然有两艘大型的舰只。片刻后，航海长报告:航向×××，速度×××，预计××分钟。“好，进入一级战斗部署！”舰长一声令下，短促的警报声响起，舰员们按照部署就位，我们向目标直插而去。
忽然，我们的头顶传来一阵轰鸣声，舰员们抬头望去，原来是一艘“山猫”直升机在我们上空盘旋，离海面仅100米的距离。只见直升机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拿着什么东西朝下观望着。我们的舰员一个个神情严肃、精神抖擞地坚守在岗位上。
离目标越来越近，印在舰上的弦号都已看清楚了，是英国的“大刀级”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船。
“向他们发信号。”海军副参谋长对信号兵说。信号兵打开国际频道:“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专属区，请你们离开。”一会儿，英舰回答:“我们正在公海上航行。”然后明显地加快了航速。我们舰刚从广州中修回来，最高速度可达25节，而英护卫舰最高航速是28节，但补给船的速度就没有我们快了，所以英舰编队怎么也拉不开与我们的距离。这时，舰长请示:“首长，我们要不要再近点？”“好，舰长你看着办。”于是，我们抵达了离英舰2链（约360米）的位置。
1997年6月30日，被称为“日落仪式”的英方告别仪式在香港添马舰东面举行。
英舰编队不断地变换着队形，一会儿护卫舰在前，一会儿补给船在前，来回折腾着，而我们就是紧紧地跟着补给船，并将它们向南压。
英舰向我高速撞来
夜幕降临。那是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由于上级指示我们不要跟得太近，我们就与英舰拉开有近20海里的距离。这给我们的跟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只能靠着雷达不断地判断着目标的方位、距离和航速。
一夜无事，天又渐渐地亮了起来。忽然，雷达兵报告“英舰编队解散，正朝相反的方向各自离开”。副参谋长说:“我看英国人是想调虎离山，他们会以为我们肯定要跟护卫舰，然后再凭借着航速比我们快，把我们甩掉，可我们就给他瓮中捉鳖，就跟补给船。”果然，英国的护卫舰驶了一大圈，两个小时后又回来了。就这样，我们紧紧地跟着。从发现目标后，到现在没有让英舰编队脱离我们的视线，并不断将我舰和英舰编队舰位上报到基地。此时，我们离开码头已经40多个小时了。
到了第四天的上午8时，英护卫舰忽然掉头直向我们高速驶来。“两车进一”，舰长下达了减速口令。雷达兵不断报告着:距离××、距离××。“舰长，要不要规避？”操舵手紧张地喊了起来。“规什么规，按原定航向航行！”舰长对操舵手大声吼道。
此时，双方都不想示弱，都不能示弱。距离已经100米，这也差不多是到了极限的规避范围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结果就是相撞。我们都下意识地抓牢了身边所能抓的东西，有的舰员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金属碰撞时发出的或高亢或低沉的声音。
然而，两舰并没有相撞。在最后关头，英护卫舰还是没有沉住气，打了一个大方向的舵角，从我们右舷十几米的地方划过。
事态复归平静。我们也接到了来报，命令我们返航。回到基地，我们受到了基地的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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