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美国加州人，现任北美著名的圣母大学的“讲座教授”。汉语是约30年前在台湾学的，但后来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住过，所以他说自己的普通话有点南腔北调。这30年来，他一直迷恋着东北著名女作家萧红，写过她的传记，译了她的几本小说，说了她半辈子的好话。
夏志清教授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由于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再加上他又异常勤奋，所以他在将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方面成就十分惊人。本报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了葛浩文，听他聊起翻译中的苦与乐。
读书报：您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翻译中国小说占用您生活中的多少精力？向读者介绍一下您个人的情况好吗？
葛浩文：其实，翻译现在是我的主要工作，在大学只是一年教一门课。我偶尔也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但是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专用来翻译中文小说。除此以外，我也做点编书的工作，目前已编了七、八本中文和英文书籍。
读书报：您被称为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到目前为止您翻译了内地多少作家的多少部作品？谁的作品您翻译得最多？
葛浩文：到目前为止，我翻译了约25位作家（内地与台湾）的四十来本书，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集。有五、六本是和别人合译的。翻译的最多有两位（各五本）：民国时代的作家萧红和当代作家莫言。
读书报：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文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通过什么方式接触？网络，报刊，还是图书？然后您通过什么方式接触作家？与中国作家打交道，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和印象？您最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品和作家？能否评价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
葛浩文：我在美国读研究院时已经开始阅读及翻译中文小说。那时（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上只能看民国时期的内地作品和60年代的台湾文学。怎么样接触？主要是图书和报刊；当时根本没有网络。我翻译的作家有的认识，有的没见过,有的偶尔通信，有的没有机会认识（是出版社、经纪人等等找我翻译的）。
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正在翻译的那本；最喜欢的作家当然就是其作者。中国目前的文学现状非常多样，谈起来恐怕太广泛。简单地说，值得翻译、介绍到国外的作品比有能力，有时间翻译的人多得多。不可否认的，各国读者的文学口味很不一样，因此有些本国人赞扬的作品不一定在国外会有市场。举个例吧：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的《牛虻》，美国大概没有几个人看过，连听都没听过。
读书报：您确定翻译的作家和作品时，是以什么样的标准？请您介绍一下出版的过程。版权问题和确定是否出版由国外的出版社还是您来负责？从事翻译工作的过程中，您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葛浩文：我选作品，通常有两个条件：其一，我喜欢；其二，适合我译。这自然是个理想，有时达到，有时达不到。我和出版社之不同，主要是我不能考虑到市场，而出版社不能不考虑到市场。不需要考虑市场也算是一个理想情况。总而言之，翻译我喜欢的小说绝对是件不亦乐乎的事；翻译我不喜欢的小说为莫大的痛苦。
翻译中的困难多得很。一般不甚了解翻译的人认为最大的问题该是懂不懂原文。其实，这往往是最好处理的一面。为甚么？因为解决方法很多：各类辞典，专家，等等。而自己的母语掌握得好才算是翻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读书报：在中国销量很大的作品，翻译到国外也许销量并不多，从事翻译工作，您的收入如何？
葛浩文：你说得很对，在中国能销十几万甚至于几十万册的小说一旦以另一个语言介绍到另一个国家时，一万册算不错。日本大概是一个例外，而美国在这方面近来不如比它小的国家，像法国、意大利等。有些作品是出版社找我翻，给一个不算过分小气的翻译费；有些作品我与作者分预算版税，分法对双方都算公平。有时候也会有基金会支持某一本书的翻译。但无论如何，一个人最多能一年翻两本书，因此在我国靠翻译过日子不太容易。
读书报：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您比较偏爱哪部作品？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葛浩文：对不起，我无法说我最喜欢哪个作品，一来，我翻译而且喜欢的小说很多；二来，我不愿意得罪任何作家。但我愿意提一提我翻译而销得最好的作品。详细数字我不知道，可是莫言的《红高粱》12年来一直未绝版，销路该算很不错。再下来最好的恐怕是台湾作家李昂的《杀夫》及白先勇的《孽子》。阿来的《尘埃落定》（跟林丽君合译）销得也不坏。别人翻译的作品亦如此吧。
基本上，我没有不喜欢的中国作家！
读书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西方的销路怎么样？什么样的作品最畅销？内地哪些作家和作品最受欢迎？把这些作品推荐给国外读者，您觉得容易沟通吗？您是否还做些其他的工作，比如宣传推广，或者写书评向读者推荐。
葛浩文：近几年来，历史小说相当受欢迎，再者或许是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chicklit），如棉棉、卫慧、春树等。
大概因为英语算是世界语的缘故，美国人不太爱读翻译小说。所以，只要我能帮出版社推销，我什么都愿意做。
读书报：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丰乳肥臀》，最近由您完成了英译本，已在美国书市推出，反响怎么样？
葛浩文：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确实引起了外国文艺界的注意，两本都得到不少重要的评论。
大家比较重视是5月份的《纽约客》里发表的，厄普戴克写的四大页的评论“苦竹”。这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名声算是件大事吧，只可惜这位酸老头的基本心态是欧洲中心，用非常狭隘的、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一旦发现有不同之处，并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贬为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欧洲文学。
他连翻译都有所批评，可是他不懂中文，凭什么批评翻得好不好？所以他能提出的惟一的例子是“舔吮他的伤口”，认为是滥套。对他而言，这在英文里是个陈腔滥调，但中文原文就是这么写的，他无法对照苏童原文，以为我用了什么滥套把苏童小说译坏了。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滥套，他不过是吹毛求疵。
值得高兴的是，好评很多，也都发表在美国各大报刊。可惜对销路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不可思议的是：香港某读者看了厄普戴克的书评，照单全收，写文章质疑我的翻译。我不敢自大说我的翻译绝对完美，但我不懂这位读者为什么相信厄普戴克说的就一定是对的。
读书报：您认为中国的作品如何在西方文学市场打开销路，如何才能被更多的西方读者所接受，所认可？在版权贸易方面，您对中国的出版社和作家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葛浩文：这个问题我希望中国作家不要放在心里上，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爱莫能助。市场问题不是我们所能控制、掌握的。
版权贸易方面我没有建议，有的话，只不过是班门弄斧而已。
读书报：为什么中国作家难获诺贝尔奖？您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葛浩文：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此奖到底肯定了什么，而更重要的，有上千好作家一辈子得不到此国际大奖，比如说厄普戴克也尚未得过，而他的书评被看得这么重，也怪。严格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也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吧，来日方长。我相信将来一定有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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