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3月31日D24版，作者：侯宜杰，原题：《资政院的两位总裁》

　　资政院是中国最早的议会，清廷先后任命了溥伦、世续、李家驹、许鼎霖四位总裁(议长)。李家驹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20天才正式任命的，为时甚短，许鼎霖接任没几天清王朝即已灭亡，皆不足论，惟溥伦和世续任职较长，尚有可述之处。

　　维持宪政大局的溥伦

　　溥伦字叙斋，1869年生，出身于天潢贵胄，曾祖父为道光皇帝，1881年承袭贝子爵位。1907年9月，朝廷下令筹备资政院，任命他与孙家鼐同为总裁。1909年11月孙家鼐逝世后，总裁只有溥伦一人，1910年9月朝廷任命沈家本为副总裁，总裁制由两个总裁变为一正一副。

　　当初拟订资政院院章时，军机大臣对资政院的职权极力加以限制，溥伦认为各国的议院均有一定权限，中国岂能独损，一再辩争。

　　按照清政府的宪政规划，1916年召开国会。鉴于国内外形势，1910年各省咨议局发起了全国性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要求一年之内召开。溥伦认为北方人民的程度比不上南方，并不完全赞成，但又向请愿代表表示：如果奉旨准开国会，他也非常愿意。

　　同年9月23日，资政院召集议员，正式成立。溥伦首先讲话，极为激动地说：“今天是资政院第一次召集，为我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盛典”，“务望诸位协力匡助，共襄盛举。”(《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速记录》，第1号，第1页)

　　10月4日，第一届资政院会议开始议事。26日，议员一致通过请速开国会的奏稿。摄政王载沣问溥伦有何意见，溥伦奏对时势危迫，不能不早开国会，以为补救。载沣又问应比原定年限缩短几年。他回答说非缩短三年，不足以满足天下之望。但11月4日载沣颁发了缩短三年召开国会的谕旨后，议员仍不满意，质问国会何故缓开。溥伦将议员的质问奏明，并向军机大臣陈明议员的激昂情形及国势危迫的状况。军机大臣非但不表同情，反怪他对议员太过放任，不能压制，甚至加以赞助。

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匡仗着辈分高、年龄大，还把他呵斥了一顿。溥伦十分气愤，对人说：他们“以资政院为衙门，吾辈乃堂官(部的长官)，堂官应有弹压之责任(对下属)，此种眼光极为荒谬。不知议长与议员原是一体，不过主席及维持院序(资政院秩序)而已，至于议事，全在从众取决，方合议院本旨。吾意，吾辈惟以联络政府(指军机大臣)与国民(资政院议员为国民的代表)为一气，为第一之职务。”(《政府授意要贺电》，《民立报》，1910年11月21日)他看透了军机大臣要其压制议员的用心，而自己又不能做违背宪政之事，知道难以担当“联络政府与国民为一气”的重任，从此即有辞职之意。

　　11月8日，资政院以湖南巡抚杨文鼎发行公债不交咨议局议决，显系侵夺咨议局权限，上奏应令其仍交局议，并量予处分。当日谕旨颁下，说既已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议员们指出：咨议局章程属于国家法律，军机大臣这样副署谕旨，就是以命令变更法律；资政院议决的议案没有效力，不如请皇上解散资政院！大家一致要求暂时停议，请军机大臣特别是奕匡到院答辩。军机大臣不到，议员吵嚷不休，整个下午，会场都处在紧张气愤的氛围之中。

　　10日，溥伦与沈家本同去会见军机大臣，沈家本详述了开会情形。溥伦朗声接道：朝廷“预备立宪，特设资政院，为将来议院之基础。乃每次表决之案，政府不能通过，又不能解释不能通过之理由，无怪各议员有此举动。公等如能到院答辩甚善，否则请旨解散该院。溥伦亦将上奏辞职。似此不痛不痒，外贻人笑，内失民心，上负朝廷，下惭清议，溥伦虽愚，决不为也。”话虽不多，却充分表明了他维护宪政的大公无私之心。军机大臣们听了，个个面面相觑，好一阵不发一言。奕匡终于忍耐不住，斥道：“他们不遵朝旨，这样胡闹，还了得！”溥伦毫不示弱，正色答道：“此是资政院胡闹，不是他们胡闹，要没有这资政院，岂不干净！我看还是请公等请旨解散他们为上策，我也不愿干了。”奕匡冷笑道：“到下期议会，自有办法。”(《枢府连日会议纪详》，《申报》1910年11月17日)

　　溥伦受斥，颇为愤懑，称疾不出。载沣派人前往慰问，又亲自召见劝慰。溥伦恳切地对他说：“各议员之争辩，系为维持大局起见，并非抵抗谕旨，亦非专与政府为难。且在新内阁未成立前，军机大臣即系将来之总理大臣，应代君主担负责任，今各军机一闻质问，仍施以激烈手段，恐宪政终无成立之日。”(《要闻》，《大公报》1910年11月13日)载沣以为然，要他照常议事。

　　不久，因军机大臣答复议员说不能对各部各省行政负责任，所副署的谕旨又把资政院上奏的请旨裁夺事件发交行政衙门察核具奏，议员们非常愤怒，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案。军机大臣对溥伦的感情愈益恶劣。溥伦并不害怕，更不想讨取军机大臣的欢心，可是有些气馁，愤愤地对人说：“本大臣奉简为资政院议长，只能尽议长之责任，安能事事曲阿各枢臣(指军机大臣)之好恶，致为舆论公敌。今既结有如此恶感，将来必不免大受挤排，拟即奏请赏假一月，俟该院闭议后，当将各项兼差一律奏请开去。”(《伦贝子又将请假》，《盛京时报》1910年11月29日)

由于朝廷又将交行政衙门察核具奏的事件改为依照资政院议决，议员们取消了弹劾军机大臣案，但仍然上奏军机大臣不负责任，要求迅速组织内阁，并在内阁成立之前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应负的责任宣示天下，使其无所诿卸。军机大臣无比恼怒，同日联袂奏请辞职。当天，载沣颁下一道朱谕(军机大臣回避，未副署)，不让资政院过问军机大臣是否负责任和设立责任内阁。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议员就纷纷批评朱谕不是立宪的精神，提出还要弹劾军机大臣，如果不准，就解散资政院。载沣见议员反对激烈，急忙召来溥伦，要他向议员详细解释，对激烈者予以裁制，与军机处和解，千万不要激成解散资政院或议员辞职的风潮。溥伦没有完全接受，肃然答道：“议员热心爱国，且议会与政府冲突各国恒有，不足为病。”(《时报》，1910年12月25日)

　　对于资政院通过的财政预算，各省督抚以其削减经费，群起反对，军机大臣也在暗中支持。溥伦力称既经全院议决，又得政府同意，万无破坏之理，坚持执行。

　　此后，溥伦因资政院上奏的议案多未收到效果，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深感惭愧，甚为灰心。1911年1月11日资政院闭会以后，便向载沣提出辞职。载沣不准。溥伦决定将资政院未结各案清理完再行请退。接着修改资政院章程，见奕匡等人出而干预，反而激起了他的勇气，打消了退意。对人说：“幸本总裁于监国(载沣)前尚见信用，遇事可以直陈，拟将从前退志取消，始终维持资政院，至于议院(国会)成立。倘竟从此引退，另易议长，恐与朝廷诸多隔膜，则资政院之将被摧残，势必更觉不堪设想。”(《伦贝子始终维持资政院》，《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

　　然而，溥伦虽想继续维持资政院，军机大臣却不容他维持下去。军机大臣当初之所以同意简任他为总裁，只因他年纪较轻，阅历较少，以为必能俯首听命。不意开院以后，他事事力持大体，尽心职守，维持宪政，遵照民主原则议事，与议员行动基本保持一致，感情亦颇融洽。军机大臣不过视资政院为一件装饰品，见其不服从指挥，于是由讶而怨，由怨而怒，深悔委任非人，有养虎伤身之惧。故在闭会之前，就把议员的“嚣张”“胡闹”，归咎于溥伦的纵容，准备换人。

1911年3月，资政院多数议员因外交失败要求召开临时会议，溥伦与军机大臣协商。奕匡以其不能压制议员，怒不可遏，忿然说：“又招惹他们多生事端，决不赞成。”(《时报》，1911年3月17日)决计将其调离。沈家本是着名的法律专家，尽力协助溥伦，也不为军机大臣所容，遂奏请改派正副总裁。3月22日，朝廷下令调溥伦任农工商部尚书，沈家本任法部左侍郎；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为副总裁。

　　不愿当傀儡的世续

　　世续是出名的守旧官僚，李家驹为政府的第一红人，简任他们为正副总裁，意图十分明显，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大公报》评论说：“此次之更动，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私意。在政府意中，不过示威国民，俾后之为总裁者鉴于前车，不敢显与为抗，于以保专制于不朽耳！”(《论资政院总裁之更动》，《大公报》1911年3月24日)

　　世续接任总裁以后见到多数议员要求召开临时会议，认为召开临时会议解决上届遗留的问题也有必要，就去找军机大臣商议。奕匡等没有表态，要他自己拿主意。他回去大发雷霆，公开讲：“他们既强以此重任委之于我，遇事仍不负责，是欲以我为全国舆论之公敌。我即不作此总裁，亦不能为他们之傀儡。”(《大公报》1911年4月1日)遂上奏召开临时会议，但以奕匡为首的皇族内阁没有同意。

其后皇族内阁深恐第二届会议时难以答复议员的质问，演出更为激烈的弹劾倒阁风潮，再次提出修改院章，对资政院职权严加限制。世续与李家驹意见不合，又见议员对修院章极其不满，预料将来开会时很难措置，决心辞职，实践前言，从7月下旬开始连请病假。10月30日，载沣准其辞职，任命李家驹为总裁。

　　世续思想守旧，在维护宪政等方面均不如溥伦开明。可是，他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就非常人所及，值得称道，不能因其思想守旧而加以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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