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是南宋时的文学家，陆佃是北宋时的政治家。然而，很多人知道绍兴出过一个陆游，却很少人知道绍兴还出过一个陆佃，更不知道陆游还是陆佃的孙子。
　　
　　用现在的话说，陆佃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直到他死后数百年，依然众说纷纭。清代西吴悔堂老人说：“宋儒刻以论人，每于无过中求过，一与权贵相值，即指为党与（羽）。而不察其事之是非。”这一番话，就是为陆佃鸣不平的。但在西吴悔堂老人看来，王安石依然是“奸党”，他要辩说的，仅是陆佃不在王安石“奸党”之列而已。
　　
　　陆佃曾是王安石的学生，“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王安石也很赏识陆佃的才学。他实施新政之时，就征求过陆佃的意见。陆佃没有因为新政“九个指头”的成绩而讳言“一个指头”的失误。他对王安石说，“法非不善，但推进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对此，王安石是感到震惊的，说是“何为乃尔？吾与吕惠卿议之，又访外议。”认定“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其实也有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缺陷。陆佃直言相陈，“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对此，王安石也不以为然。史书这样记载：“安石笑（按：这个“笑”字十分传神）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陆佃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改革“大方向正确”而讳言他的缺陷，以至在安石“笑曰”之后，仍正色说：“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在现在某些人看来，这个陆佃实在是有点傻心眼的。别人求之不得的师生之谊是明摆着的进身之道，何况为“大方向正确”，又有着“九个指头”的成绩的王安石唱唱颂歌也不算是昧了良心，但他偏要有“谔谔”之声，于是遂有“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事”的结果。他以后“进讲《周官》”，“同修《起居注》”，当的是闲官，其实也是坐了冷板凳的。
　　
　　陆佃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自此之后，变得“聪明”一些呢？没有。
　　
　　元?年间，宋哲宗新立，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于是“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此时的陆佃，似大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去控诉和揭发王安石，去清查和整治“安石之党”，并以此发迹，平步青云。陆佃却是秉性难改，他又犯了“傻劲”儿。“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尽管有“识者嘉其无向背”，终究是使当朝权贵大为不快的事。“迁礼部侍郎，修《神宗实录》”时，又“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且“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日后“徙知江宁府”，又“即往祭安石墓”，这个在王安石时受到冷落的陆佃，终于受了王安石的牵连，被“治《实录》罪，落职知泰州”。
　　
　　宋徽宗时，倒霉的是“元?之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余人皆被列入“元?党人碑”。陆佃官拜尚书左丞执政，似乎是时来运转，官运亨通了。然而，陆佃执政，“每欲参用元?人才”，不赞成“穷治”所谓的“元?余党”，致使小人进馋，天子翻脸，于是，这个在元?年间受到冷落的陆佃，又受了“元?之党”的牵连，因为莫须有的“名在党籍”而被“罢为中大夫”。他的仕途，大概也就这样了结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曾记述过一个和陆佃恰恰相反的人，这是三国时代的刘晔。刘晔历经曹操子孙三代，一直都是灸手可热的宠臣，称得上是现在说的“代代红”了。其诀窍之一就是“善伺上意而趋合之”。陆佃缺少的就是这种本事。不会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因而，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代的陆佃虽然代代都有发迹的机会，却终于代代不能得志。
　　
　　当然，这不仅是陆佃个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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