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17年夏，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那时北大的教授可不好当，因为学生学问不下于老师者大有人在。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向胡适提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

　　这位学生，就是傅斯年，字孟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胡适后来坦白地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

　　民国年间，学界群星璀璨。胡适阅人无数，但其评价最高的却是自己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

　　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又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趋势亲切……”

　　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评价傅斯年时用“最”之多，令人咋舌。他还说过：“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傅斯年

　　五四时期的弄潮儿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美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家门早显颓势。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还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北大就读时，颇令一些教授头疼。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其时，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有不少学生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的学生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觉得很不错，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才没被学生们赶离北大讲坛。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在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最轰动的事情就是领导了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回到书斋。然后他就很快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五四时期，傅斯年还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旗手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主编傅斯年与编辑罗家伦。但蔡元培坚持不肯，保护了这些师生。

　　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

　　从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到1926年，他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勃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为了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傅斯年放弃了学位考试，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一心只追求真才实学。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述，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后，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任教之外，还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特别强调要学以致用。他曾数次怀着一颗坦诚的心，苦口婆心地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愿意与人合作，善于沟通，懂得配合，深谙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他很是不屑，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没有梦想，特别没出息。

　　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所有职务。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积极寻找品学兼优的人才，派他们去国外进修深造。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但在整理这些明清档案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斯年听了大笑，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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