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１９１５年６月17日，陈?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在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手里，外蒙尚属金瓯一角，仍在我中华版图之内！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１９１８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非ＴＧ之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８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呼和浩特)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１９１９年６月，外蒙当局面对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势力的威胁，主动向北京政府求援：“求发大军救援”，不仅如此，还明确提出“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立即电告北京：“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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