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戊戌变法与维新派两大领袖之一，后为北洋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曾提倡君主立宪，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又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写作“时务体”，其大量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

　　那是1926年3月8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梁启超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为他做手术，协和医院自不敢懈怠，特指定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主刀，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记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做“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与协和成为众矢之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本人的态度。对于这起医疗事故，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大有责任，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辩护。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如果说这段话还算通情达理、言之有据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就纯属谎言了：“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但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实际上，手术后的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3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既然深知其误，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为之说谎呢?

　　看来，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是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置于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可敬。可悲的是，梁启超极力为之辩护的协和医院，却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去世，人们在纪念他的同时，再次质疑当年的“割腰子手术”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面对人们的猜疑，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有文章说，直到1970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住进协和医院，才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梁启超早逝的真相。

　　真相就是真相，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用谎言去维系的，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

　　直到前几年，协和医院才站出来为自己“澄清事实”，即公开当初梁启超住院时的病历单。说是梁任公1926年3月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但被误诊为癌症。经透视，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予以手术割除。术后解剖此肾，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不是癌症。也就是说他的问题确实是在右肾而不是左肾，割掉他的右肾也没有问题。但若细细分析，其中疑点仍然很多，理由牵强。再说事情都过去漫长的快一个世纪了，为什么现在才“公布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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