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年号元嘉)，因其政治较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

　　专道制度

　　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宋孝建二年制，(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如周一良先生所说：“自宋至梁。御史中丞之职迄不受重视”，而御史中丞“掌督司百僚”，因此，孝武帝此举有利于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和加强。突出例证是齐御史中丞江淹，“弹中书令谢?、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

　　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县隆，及诸郡=千担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此制被齐梁陈所继承，而且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职权不断提高。萧齐时，“中丞则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萧梁时，“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因为御史中丞威权的崇高，“自齐梁皆谓中丞为南司”。北朝亦有此制，“魏氏旧制，(御史)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这一制度北朝明显比南朝严厉，说明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比南朝为高，该制度可能起源于北朝。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北周被废除，“自周隋以来无仪卫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骑匹马从之而已”。

　　孝武帝此举的主观原因是他对大臣的猜忌。他“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客观原因是吏部尚书的关键作用和极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说：“吏部尚书掌铨选，以其权重，江左谓之为大尚书，言其位任与诸曹殊绝也”。二吏部尚书孝武帝在世时改回原来的一吏部尚书，而五兵尚书的恢复则在顺帝舁明元年(477)。

　　二吏部尚书的设置与五兵尚书的废除 “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按，《通典》卷22《职官四》、《文献通考》卷52《职官六》和《通志》卷53《职官三》俱误载：“又置五兵二尚书”)”(《百官志上》)。

　　郡县制度

　　郡县官入仕年限的取消和任期的缩短“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孝建元年，笔者按)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宋之善政”的衰败是孝武帝多种政策措施导致的，不仅仅是这一改制的影响。但官员任期的缩短的确带来巨大消极影响。首先，官员任期短必然产生临时主义思想，不尽心竭力于政务，客观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大展手脚地干出一番事业。故史家对此评论说：“莅民之官，迁变岁属，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其次，官员“迁谢遄速，公私凋弊”。因为魏晋南朝时期，“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

　　送故迎新是官员合法的发财致富手段，他们可以借此大肆贪污受贿、搜刮民财。任期的缩短意味着他们搜刮聚敛财富的机会增加一倍。特别是官员“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三年任期制度，不仅为齐、梁、陈所沿用，而且官员实际任期又进一步缩短，以致永明元年三月，齐武帝萧赜下诏重申，“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小满指三周即三年。但此诏书仍然是具文，此后任命的刺史很多任期不满一年，从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不到半年时间，江州就三易刺史。

　　服亲相临制度的扩大化与制度化刘祗“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日：‘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二王两谢，俱至崇礼”指王彪之为尚书仆射、王劭为吏部尚书，谢景仁为吏部尚书、谢混为尚书左仆射，“俱官于尚书省而不回避也”，“御史、谒者、都水日三台，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日五省”。二王两谢服亲相临，是皇帝法外开恩的特例，且只限于尚书省范围内。孝武帝则将其制度化和扩大化，即由尚书省?个部门扩大到八个部门。亲属任官回避制度是防止官员徇私舞弊的重要措施，孝武帝对它的破坏，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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