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作者是部队的一名将军，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并想起了许多与理想和信仰有关的往事。
　　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中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得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他的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即像丛林里的动物那样弱肉强食，为活着而活着。我在读《讲坛随笔》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50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和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充满向上的活力。而在50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信仰变得多元，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讲坛随笔》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理想和信仰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已经不值一提了。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也会走向沉沦和没落。同时，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也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讲坛随笔》一书在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多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2009年和2012年，为上天子山给父亲扫墓和缅怀牺牲在三湘大地上的无数英烈，我不顾70多岁的高龄，先后两次回到故乡，重访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满目青山中，埋着许多与我的家族有着亲密联系的先辈和亲朋，沿路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五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的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这个年仅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四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中，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30岁的女红军最后用了极刑，我四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两人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桑植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一次就被杀害80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正如那位将军在《讲坛随笔》中说的，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90多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要知道，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近几年，央视播出了《恰同学少年》《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一批好作品。国家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不断地被激活。从这一点出发，我用了3年时间，苦心写作这本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就是想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精神信仰的行列。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因为精神信仰的薪火，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4年1月13日第11版，作者：贺捷生，原题：《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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