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与“汉学家”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将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这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

　　“中国通”的说法，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所以逐渐改称为“汉学家”。然而无论是“中国通”还是“汉学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汉学家”，来到中国打秋风的时候，那副嘴脸，着实教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围绕着这些洋人时那副谄笑胁肩的仆欧相，更是不堪入目。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愣、卖乖讨好一样，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

慈禧

　　泔水缸里捞出瘪三

　　大概在多老大尾随牛牧师混吃混喝的时候，一个名叫巴克斯的英国人，也出现在了北京城里。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笔下牛牧师那种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拥有男爵头衔的英国贵族。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的约克郡，人们先称之为Sir(爵爷)，然后才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或译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死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这是一个极具侵略色彩的“中国通”和流氓意识的“汉学家”。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于经历过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时代的北京人来说，那段屈辱的历史，那些曾经趁火打劫的“中国通”和为非作歹的“汉学家”，早就被扫进垃圾堆了。然而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书，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见利忘义的文化人，也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可想而知，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书，当红一时，译者和出版社赚了一个钵满盆满，连做梦也笑出声来。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为老外作伥，给祖宗刨坟掘墓，若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点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谴的。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一哈洋，必无心肝，所以慈禧躺着也会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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