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化之地说，中国古代属威权社会，统治者不希望臣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而去打官司。因为打官司本身，就算是“民风刁顽”，也是对专制的威胁。孔子的名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易经》里那句“讼则终凶”，这两句话随着历史的发酵，无限膨胀为官府的“伟大理想”———从“息讼”变为“压讼”。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封建统治者要向臣民显现“青天”形象，让人相信问题出在地方官员身上，皇帝还是英明的，所以要给臣民一个“来京上访”的合法渠道。“告御状”，本身还有着德政的寓意，是一种底层百姓的政治寄托。但显然，既要息讼，又要彰显德政，存在一定冲突。

　　从效果看，京控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皇帝控制官员的政治手段。就像皇帝能任意开启、关闭其他沟通渠道(言路)一样，皇帝也控制着京控的阀门。比如，嘉庆帝即位之后，出于政治手腕也罢，励精图治也罢，反正一改其父乾隆帝严格限制京控的政策，表示要“勤求民隐”，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称自己有时间的话会审阅每起京控案的卷宗。在京控上，大体上形成了中央为彰显“政平讼理”，地方官员为“劝民息讼”的博弈;如何保障百姓的权利，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统治者内部的平衡。地方官员甚至为了“息讼”，不惜“截访”———截拿。

　　有的截拿，是被控告的地方豪绅在路上抢走京控者的盘缠，阻止其京控，但地方豪绅显然与地方官员有勾结。有的就是地方官员派差人截拿“上访者”。比如清末的东南漕运系统中，地方官员甚至养着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最奇怪的是“截访”甚至有时是全国一盘棋，比如1836年四川陈某打算京控，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为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州官直接通知直隶总督琦善，并将陈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京控的法律制度到底是怎样的呢?

　　早在《周礼》里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这是百姓向皇帝、中央机关上访的最早记载。路鼓后来演变为“登闻鼓”、“鸣冤鼓”。但向皇帝“直诉”，乃至一切告状，并不是统治者喜欢的。查一下《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就会发现，那不是什么诉讼法，而是“不让告状法”。其中维护告状人权利的“听讼回避”只有一条规定，而打击“诬告”的有26条规定，打击越级上访的“越诉”条目有27条规定，剩下的就是官府严厉打击“教唆词讼”之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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