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当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不再露面了。

　　但是，一开始，毛泽东对陈伯达只是认定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搞“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见了陈伯达，和他谈了一次话。

　　谈话气氛很轻松。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毛泽东说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

　　当时，毛泽东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刹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陈伯达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他们还是不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他们的用心，就是要把陈伯达搞垮搞臭，置于死地。这些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不久，陈伯达的问题被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陈伯达一见关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况，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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