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

　　【一】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画家黄中羊作品《慈禧与四个御医》——他们不能朝太后脸上看一眼，也不能触及太后的皮肤去把脉。

　　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清宫秘史》剧照

　　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

　　“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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